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

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低保受助者重新就业,是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规避救助依赖的重要方式。采用城市低保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以及失业后再就业积极性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具有"双重效用",既可以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但也可能降低未就业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强化受助者救助依赖心理,导致新的福利依赖问题。由此提出:要适当调整现行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加强对就业困难低保受助者的直接就业援助;由解决"收入贫困"问题转向破解"能力贫困"问题,构建以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适龄劳动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能力培养。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探讨

2020年中国将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中国永久消灭贫困。2020年后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反贫困的目标将从以消除物质贫困为主转化为同时消除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反精神贫困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统筹推进农村反精神贫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4—2018年21家农商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银行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宏观经济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宏观监管体系、提升风险监管能力等对策,以有效控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维护宏观金融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