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治纠纷之农民参与解决路径研究

土地整治纠纷表现为土地整治过程中各权益主体间的利益对抗或冲突,且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土地整治纠纷多由农地产权细碎和利益分化所引发,并导致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解决土地整治纠纷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结合当前土地整治纠纷的特征,构建适合当下、顺应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又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涉及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也涉及解决途径之间相互转换和融通。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断培养农村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治解决土地整治纠纷。     

祭拜、认同与大、小传统互构——以关中Y村为例

向村民众的信仰与仪式,历来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核心话题。信仰与仪式作为社会事实,既有其功能意义,也有其象征结构。这种功能意义与象征结构在不同文明社会当中表现不同。文章以关中Y村祭拜为例说明中国这样一种复杂文明中,如何在几千年中保持文化一统局面:即上层大传统统合下层民众小传统,而小传统也以种种方式渗透大传统,从而维持自身存在的双向互构过程。经由这一双向互构,国家在文化层面取得民众认同,同时也维系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统一。     

谈两岸文字的统合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同文同种,讲的是相同的语言,使用的是相同的文字。但由于近60年的分离,两岸语言文字使用中存在一些差异。对两岸文字使用状况和两岸民众认读简繁字情况的比较分析表明:两岸文字差异被夸大,两岸在包容简繁差异方面有了更多的共识。在对现有两岸文字统合主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力争做到"凝聚共识,包容差异,化异求同,渐进统合",并在加强两岸文字规范(标准)的整合上下工夫。     

跨部门治理的制度情境与理论发展

跨部门治理是应对复杂公共事务的重要运作机制,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跨部门治理的具体运作具有差异性,学者们的理论建构也呈多样性,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运动式治理等理论建构,它们分别凸显了民主或效率的价值导向。中国跨部门治理高度依赖于党组织发挥整合作用,形成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合治理模式。深化中国跨部门治理研究,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发展,构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统合型治理：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相互作用下的党政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统合型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山东省招远市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从行政资源整合、政治任务转化、基层组织动员三个方面考察该地统合型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统合型治理是一种能动型的治理机制,能够实现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灵活性切换、常规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制度性转换、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统合型治理的运行机制,即基层党委和政府双重体制的互动整合机制,具体包括党委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压力传导机制、责任联动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统合型治理强调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遨游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盛庆先生创立的统合效用主义理论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继承和创新 ,这一理论与现代经济学有关“社会困境”和“社会偏好”的前沿研究相契合 ,也与伦理学有关“实然”和“应然”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契合 ,是一个“统合”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盛庆 先生在统合效用主义理论中提出的“道德满足感”这一范式 ,可以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推演至人类整体行为模式 ,包括道德行为和利他主义的分析 ,从而为解决现代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