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董子菜园在何处--我研究董仲舒中的一点错误

史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 ,这个园在何处 ?作者根据上下文 ,没有深入考察 ,就认为园在他的故乡。外国学者提出质疑 ,认为园可能在长安。作者再作仔细研究 ,认为这种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 ,虽然未能断定确切地方。作者从此体会出一些关于考证的原则和治学的态度 ,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需要提倡诚实的学术环境下 ,尤其值得注意。     

"月泉吟社"活动形式考

“月泉吟社”为元初宋遗民所创立的在当时诗坛上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诗社。其作品《月泉吟社诗》一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①它产生于南宋遗民诗人面临民族压迫深重而思想文化方面却相对宽松的特殊背景,其作者大都为入元不仕的故宋遗老。他们通过独特的征诗活动,为后世的诗社活动提供了一套新的活动模式,对元、明、清文人结社造成深远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国学辩证

近年国学呈现复兴之势,但"国学是什么"仍是最有争议的.从对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的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要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董仲舒考补

董仲舒的生年应是在公元前 198年左右 ,其亲见四世 ,是见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世 ,他虽然生于汉高祖时代 ,因为年小 ,不能算又见一世 ;古代讲七十悬车致仕 ,不是准确的整七十岁 ,而是从七十到七十九岁都包括在内。董仲舒三年不窥的菜园应该在首都长安。董仲舒对策之年还是定于元光元年比较合理 ,其他说法不能解决的矛盾更多。董仲舒的墓在何处 ,还需要继续研究 ,难下定论。     

屈原故乡觅踪

屈原故乡应该在屈原诞生的郢都。古人却把秭归称为屈原的故乡,今人又将湖南汉寿考证为屈原故乡,新闻界人士周笃文教授从新闻炒作角度出发发布屈原故乡在临湘,使得国人对屈原故乡的认定愈来愈模糊,需要认真求证。     

元稹"模勒"续考

“独断论”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弊病。考证“模勒”含义,并非为了论证中唐印刷术之有无,而是为了说明“模勒”一词不足以成为证明中唐已有印刷术的证据,也是为了说明从梁代到有印刷实物的晚唐之间,有一个从印章、拓印技术发展到印刷术的过渡期。     

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类体系.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的历程.     

廿载辞书缘未了 白头犹著考订书——喜读田忠侠教授《辞源通考》

《辞源》是我国近现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大型辞书,其权威性令人高山仰止,但偏偏有人敢于从中挑错,找出了七千余条失误与瑕疵,并编纂成书,很是令人惊叹不已!这就是田忠侠教授的《辞源通考》。《辞源》的编纂始于1908年,此后几经修订,愈臻完善。尤其是1979—1983年修订本,以其体例、考据、释义等方面独具的特色,独树一帜,饮誉中外。作为我国辞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它几乎已成为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人手一册的工具书,可见其影响之大。当然,《辞源》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某些失误与瑕疵自然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其卷帙浩繁,兼顾难周,成于众手,标准不尽…     

考证方法的教学训练——以“吉贝”为例

考证是以推敲证据来获得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经过考证才能读通、理解和得到史料。以“吉贝”作为考证方法训练的典型案例,既可以训练历史学本科生的基本专业技能,还能证实古代岭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织技术为祖国棉织业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