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蓝营与绿营拼“公投”所为何来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尚有6个多月，蓝绿选战其实已经开打，民进党当局对外要以“台湾之名加入联合国”；对内又要以“台湾人联举行全民公投”，操作族群及“国家认同”议题作为选战策略，以期骗取选票，达继续执政的目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一个由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组成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一般程序兼具包含交换意见和一般调解的非强制性程序,以及包含强制仲裁、强制司法裁决和强制调解的强制性程序。该机制还设定了特殊程序以解决由深海海底开采、快速释放被扣押船舶和船员,以及裁定临时措施事项引发的特殊争端。在我国与相邻国家海洋争端日益尖锐的今天,明晰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内容,对于妥善解决海洋争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弥补学术研究不足以及澄清媒体误解,都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从国际海洋争端机制的适用范围入手,着重探讨该机制的内容建构与运行特征,并对其效力进行评述。     

国际人权保护:成就、问题与对策

战后,国际人权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却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要想摆脱困境,在国际人权保护中必须加强人权对话;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正确处理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关系;强化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完善国际干预机制。     

联合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特征与启示

在《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照耀下,联合国一直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在历史的长镜头下,梳理探究联合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目的在于阐明其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启示。通过分析,政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教育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为逻辑基点和最终追求;强调文化特质的维系,支持符合文化特性的教育;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政策实施面临困境须积极应对。而启示主要有：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为立纲之本;为我国民族教育差别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国际依据;少数民族教育应在国家“一体化”语境下实施,同时应帮助少数民族成员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发扬光大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精神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唱雄壮的《志愿军军歌》,踏上炮火纷飞的抗美援朝的战场,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以美军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差一点把联合国军全部赶进大海里,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奇迹,成为世界战争史的经典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与和平历史运动的一个坐标,战后和平的方方面面无不关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照”。比如,1928年的《非战公约》终因二战而获得了价值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的联合国是战后和平的根本保障;二战后更加规范和完善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战后和平的重要支撑。但是,“有限化战争”与“战争的变异”表明,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需要一个遥远的过程。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宣读《j匕京宣言》

5月29日,在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蒂宣读了《北京宣言》,呼吁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素帕猜·巴尼巴蒂表示,服务业是经济支柱之一,服务经济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构建自身竞争力、生产力、管理能力、机构建设能力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调度资源,解决能力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以下是《宣言》摘要：     

从联合国看集体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七大矛盾

集体安全的构想在理论上描绘了国际社会的一种理想状态 ,但作为这一理论在当代最重要的实践 ,联合国的有效性一直难以充分发挥。其中原因既在于集体安全的理论局限 ,又与联合国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更离不开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的现实制约。具体看来 ,联合国框架内的集体安全机制主要受制于七对内外矛盾 ,这些矛盾是集体安全理论局限的直接体现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