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论的文化自救意识

身居清王朝危机和以偏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交叉点上,清末常州派词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救意识.尤其表现在词这一领域里,即极力将词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儒宋文化自救的一种载体.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又有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理论引导来实现.它有增加词参与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一面,但毕竟是一朵行将枯萎的末世之花在绝望中的自我挣扎,无法完成自身所属文化的更新.     

散论理解儒学与法治融构的角度与前提

本文试图从尽可能宽泛的角度,来窥探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社会融构的可能性,以及理解此种融构的心理前提。主要是自文化立场来阐述,更大程度上则是对于转变相关研究思路的一种呼吁,亦即: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真核心,如何体悟儒家传统的真义,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吾国传统可以融合于法治社会,并发生良性的作用。笔者认为,此实为一切讨论传统与现代问题之根本前提。其中,尤主张以践行为基,并以中、仁及人本主义为基调,作为建构中国法治的精神内核。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推进群众自救能力科学化专业化策略研究——以社会治理为视角

推进群众自救能力科学化与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将自救能力培养纳入素质教育体系、强化自救能力社区宣传教育、完善社会基础急救设施配备为着力点，可以在强化自救知识宣传、组建民间救援队伍、推进专业救护与群众自救相结合等方面做更扎实的工作，切实推进群众自救能力的科学化与专业化，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生命健康。     

主体的“自救”:论福柯对马可·奥勒留的挪用

关注思想家福柯晚期重要的研究转向——复归古典，是理解其伦理思想的关键。《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多次引述马可·奥勒留的文本，不断回溯至基督教以前的古罗马时期，对主体问题展开历史性追问。福柯在马可·奥勒留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途径中获得启示，将关心自我目的化，以对抗权力之规训与理性主义笼罩下的虚无。通过挪用马可·奥勒留，福柯对古典时期的修身实践做出积极的重读：将自我从与他者严格的关系中释放；强调主体通过审视世界确立自身；在斯多葛学派“顺从”命运的法则中发现自身成长的契机，为主体找到“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