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民离村的社会致因与社会救济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灾荒饥谨层出不穷、兵灾匪祸连年不断,加以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土地兼并严重、失业现象广泛存在,成千上万的灾民与难民被迫离开农村。农民离村有的进入边疆地区,有的涌入城市,但更多的变成了无业游民。民国政府为了缓解农民离村造成的社会压力,主要采取了救济灾民、救济难民、安揖游民贫民以及移民垦殖等社会性救济措施。     

成见与良知

作为无限者的道,通过一个有限化以达确定化的过程完成其自我实现,这同时造成了作为"观念结果"的物,与作为"观物要求"的成心两种结果。成心观物,固不免有种种不牢靠的是非之论发生出来,但并不能根绝真实之是非的可能。即便全然为"假是非",其中亦必有是非的必然之理的真实表现;更何况,对于是非、善恶,良知可以获得一种确知,而是非的必然之理与良知之良,都被道的至善性所保证,这就使得要把一切是非之论一概无谓化的论说难有成立的余地。     

从牟宗三的哲学思考方式看其“良知坎陷”说的价值和意义

牟宗三揭橥康德的思考理路,依照儒家的精神境界,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坎陷"说。他的这一学说的提出,意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由此,不但在学理上疏通和圆满儒家理论,而且现实上为自然科学所应有的伦理价值标准提供了根源的依据。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司法无良知”抑或“刑法无底线”？— —以“摆摊打气球案”入刑为视角的分析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司法良知是对正义这一合法良善价值的追求,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内在支撑。摆摊打气球案的有罪判决违背了三常法治观,暴露了司法人员对社会生活经验把握的极度缺乏,对世俗人情与人性的疏离,缺乏对事物基本的是非善恶之判断,是一个丧失了司法良知的判决。刑法底线是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作为其体现的罪刑规范(构成要件)。摆摊打气球案的有罪判决,意味着司法人员对刑法条文的机械理解,放弃了在法律中寻找有关何谓枪支以及是否具有可罚违法性与归责可能性等概念的明确理解及其限制,处罚了不该处罚的行为,突破了刑法的底线。坚守司法良知,坚持刑法底线,才能实现司法正义。司法良知代表了法规范之外司法正义的实现路径,刑法底线代表了法规范之内司法正义的实现路径,二者分别从法规范的外部与内部共同发力,合力实现司法正义。     

司法解释中结合国情的典范条文——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评析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6条不仅从《民法通则》第126条的立法本意出发对该条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使该条具有了更强的操作性和适用的统一性;而且还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规定了因设计或施工缺陷造成损害时设计者或施工者应承担连带责任。第16条司法解释无论在细密还是在新颖方面都见长处,是司法解释中的一条成功规定。     

"好辩"与良知:孟子"好辩"诠解

历史上,孟子以善辩闻名。论者也多惊异,着意其论说的技巧。至于孟子为什么“好辩”,其背后的思想意义何在,则少有人顾及。其实,孟子的“好辩”,不仅仅展现了智者的智慧,更体现出仁者为社会寻找公理,为人间寻求正义的良知品格。     

英美诗歌美学批评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以爱伦·坡诗歌《致海伦》为例

英美诗歌呈现出视觉、听觉、嗅觉、动觉等多种感官上的美感,具有明显的多模态性,继而使英美诗歌美学批评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成为可能。文章通过构建英美诗歌语篇多模态分析框架,以爱德加·爱伦·坡的《致海伦》为例,从诗歌语篇的语境层、内容层和表达层对诗歌产生的语境、诗歌文字模态的意义功能、诗歌文本内外呈现出的多模态特征以及诗歌的模态关系进行了多模态语篇分析和阐释。诗歌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是从跨学科视角对英美诗歌研究的一次拓展性探索,希望本研究范式能够对英美诗歌批评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