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道”

文章旨在探讨《老子》为何将“吾不知其名”的“天下母”“强字之曰道”。通过梳理文本中“道”字所需承担的创生性、规律性和法则性三种功能,以及追溯《老子》之前“道”字的已有内涵,我们确证两者之间存在符合关系。“帝”与“天”在充当至上概念时所暴露出的人格性、具象性以及外在干预性等缺陷,使它们丧失了与“道”竞争的可能。     

浅论永州舜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永州舜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它们主要分布在宁远九嶷山、东安舜皇山、蓝山舜水等旅游景区,但目前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认为加速开发永州舜文化旅游资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景区之间加强联合,建立舜文化旅游路线;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游客数量增长;加快旅游项目开发,丰富旅游活动内容;实施旅游商品创新,突出其文化特性。     

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一书存在着对基本史料的误读、误用。如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史记·封禅书》所说秦国诸畤祭五色帝有误,进而判定秦不祭五色帝,汉初才确立五色帝之祀。该书将武帝时代歌颂天地合祀的《惟泰元》《天地》两篇郊祀歌曲解为单纯歌颂太一之辞,进而认为太一地位甚至高于天,这无疑拔高了汉武帝创立太一之祀的意义。在探讨西汉末年元始仪时,《秦汉国家祭祀史稿》还忽视了《三辅黄图》中关于元始仪的核心史料。此外,在阐释秦汉祭祀演变时,该书过度诠释了相关史料,夸大了秦汉东西祭祀格局之差异。     

九嶷山舜陵考释

一、舜葬江南九嶷山不可疑 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一生南征北战,东伐西讨,经阪泉、涿鹿两次大规模的惨烈部族战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同周边部落的方国统一战争之后,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铸鼎中原,成为众方盟主.同时,一个以黄帝部族、炎帝部族、苗蛮部族、夷黎部族为主体成份的新生民族--中原华夏族亦已融合而成.黄帝面对辽阔的领土和斗心不息的族民,取各部族群体文化之长,推行仁政,强调礼仪教化①.据<韩诗外传>:"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纡,宇内和平",便是真实写照.黄帝的这种仁政礼义思想经其后继嗣者继承和发扬,至西周随着宗法制度的确立,初步形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义"的礼教思想.后又经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的进一步阐发,强调"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准则遂成为中国礼教思想的精髓,并影响着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至今尚保存着强盛的生命力②.     

虞舜传说故事中的孝行传说

被孔子称为“大孝”、“纯孝”的舜,之所以备受后世尊崇,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不仅仅具有一般人的能爱亲、尊亲,更能“事难事之父母”,甚至无知的父、母（后母）、弟加害于他,也仍以孝养之、敬之、顺之,以父母兄弟之忧而忧、之乐而乐。从他的孝行传说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六亿神州尽舜尧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各项事业要发展，都要靠人才来带动、推动和拉动。 一提人才．就免不了说到那些艺术明星、学术名人、社会名流。殊不知，他们只是人才汪洋大海中的“一粟”。如果只把他们当人才．那就是片面的人才观，畸形的人才观，不科学的人才观。     

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能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     

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

明王朝的治藏政策之所以是温和而富有成效的,不应孤立地从明朝的国力强弱去评判,这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之朱学“王道”思想,还有草原文化的冲击及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教发展形势等均有莫大的关系。在主观层面上,明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与前代崇尚法家、醉心于开疆拓土所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地看,这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唐代三教并行政策形成的第一阶段

唐初三帝主张道教居先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除此之外,唐高祖为了对道教徒的兴唐之功表示回报,唐太宗在与其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曾得到道教徒的大力支持,唐高宗为了利用道教徒阻止武则天篡位等,也是其主张道教居先的具体原因。唐初三帝在道教居先的前提下,又给费教以合法地位,使其与道教共存。之所以如此,除了由宗教的性质及其对统治阶级的作用这个共同原因所决定外,唐太宗想和天竺建立与保持正式的友好外交关系,唐高宗慑于佞佛的武则天的淫威等,也是一些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