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

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北的边疆危机,国民政府形成了西北是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和苏俄为潜在敌人的西北战略意识。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国民政府对西北的重视虽是权宜之计,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推进了西北的经济开发;另一方面尽管以苏俄为潜在的敌人,但外交上又取谨慎灵活原则,既达到了联苏抗日的目的,又阻止了中共对国际路线的打通,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还解决了耿耿于怀的新疆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

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此为孙中山亲口承认.十月革命后,苏俄宣传理论不断完善,为其"移植理论"提供可能.苏俄、共产国际主要通过派往中国的代表来影响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更是面受教益.孙中山在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上的努力最终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可.     

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关注和引导国民党内的派别分化,以支持国民党抗衡北京政府,完成其在华战略布局。其具体做法是提出对国民党内派别的政治划分,并加强其左转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英美式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尽力维持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视域中的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的理论基础、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之兴起与发展等论题较为关注,但其重心则集中于苏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移用于中国、能否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看,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诸多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歧异而多变的认知面相。此种现象,既与苏俄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世界革命潮流兴起的历史局势有关,也与自由主义秉持的稳定秩序下的渐进改革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     

论瞿秋白的早期思想

瞿秋白早期思想是瞿秋白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学界对瞿秋白苏俄采访前的思想发展、思想特点、思想性质的一些研究尚待完善、深入或证伪。针对瞿秋白研究的上述薄弱环节,作者通过比较详细的文献资料,分析了世纪2020年代初瞿秋白苏俄采访前的以人生观为核心的思想发展阶段、思想特点、思想性质;并在比较细致的是非辨析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质疑与消解:从《欧游漫录》看徐志摩苏俄观之转变

《欧游漫录》所传递的苏俄形象投射着徐志摩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记录了他苏俄观转变的心理轨迹。徐志摩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对苏俄乌托邦提出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1920年代中国人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与革命冲动。其对中国政治道路、政治模式选择的仔细考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持的苏俄观和政治理念,在当时激进情绪鼓胀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注定了无地自由的尴尬命运。     

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看苏俄领导人如何“为国操劳”

正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曾说过,他不记得战后苏俄领导人中,还有谁像他和梅德韦杰夫那样紧张地工作过。这里不妨来回忆一下,苏俄历届领导人都是如何"为国操劳"的。斯大林可以给自己放六个月的长假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一人兼任总书记和政府总理(部长会议主席)之职。其时,他已年近七十。从文献资料可知,1950-1953年间,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拜访的人数逐年递减。1950     

苏联早期远东政策述评

苏联早期远东政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复杂性。苏联早期远东政策　　呈现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由强化到淡化,与苏联政府对欧洲政策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和促进,对华政策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日政策等重要特点。这些外显特征是由其维护国家、民族现实利益的本质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