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开辟苗疆后清水江流域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研究

清代中期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对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探讨了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的诱因及其具体表现.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20世纪30年代湘西苗族民歌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以《汉译苗疆民歌集》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民国二十六年由申廓英所编的《汉译苗疆民歌集》为研究对象,以民族学中关于民族认同的基本知识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对300余首湘西苗族民歌的分析和研究,结合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探索当时湘西苗族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识和民族态度,了解湘西苗族民族认同的发展脉络并掌握其发展规律,为湘西苗族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基础。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傅鼐对苗疆地区社会保障的指导变迁

乾嘉苗民起义后,傅鼐针对苗疆地区社会保障实行指导变迁,以苗疆屯田为主要经济来源,建立苗仓,设立养济院、育婴堂,对民兵发放抚恤金等。这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突破了苗疆地区长期所依赖的血缘性社会保障形式,通过地缘性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从而推动了苗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由伐山到植树:雍乾时期苗疆林业政策的演变——以湘黔二省为例

清代林业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深受同一时期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雍乾之际,在开辟与治理\"苗疆\"时,官方对待当地山林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地方官府与清廷作为不同的利益方,出于各自的施政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林业政策理念.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府作为治理\"苗疆\"的直接责任者,对山林的潜在威胁最为敏感,进而提出伐除山林的建议.然而,清廷则出于恢复全国经济的整体需求,要求各省落实植树造林政策.面对\"苗疆\"贫瘠的现实,也迫使地方官府不得不转而通过植树造林以广开利源.两种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苗疆\"林业政策的转变.     

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