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图像的“华夷之辨”:清代百苗图与苗疆历史的视觉表述

作为一类重要的民族图谱,清代百苗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中国西南边疆“苗蛮”的形貌、文化与生活,在一帧图幅内,搭建起视觉语言和文字语言之间的桥梁.百苗图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清代苗疆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的对应关系,使其成为一类典型的社会性艺术.百苗图这一图类是清帝国边疆想象与具象的再现,是以视觉媒介为载体对苗疆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转译”.对百苗图作出基于叙事学和符号学的文本分析,能够得以一窥清代国家对于边疆“异己”的再现策略,并解读图像文本中蕴藏的文化符码和象征意涵.     

共同推动古文书学与乡土文献学的发展——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四人谈

清水江文书是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它不仅充实或完善了中国民事法权体系的认知内容,而且丰富或扩大了明清以迄民国社会经济史的探讨题域,既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资料来源凭借,也初步奠定了形成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的基础。扎实认真地开展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不仅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又有了新的资料与成果的积累,而且象征着创建乡土文献学基础学科已势在必行,必须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前期性的拓荒工作。     

19世纪湘西苗疆民族教育体系的构建

在19世纪的湘西苗疆,由于屯政的深入开展,地方政府拿出一笔经费用于教育事业,建立了广泛涵盖苗族、土家族以及汉族等民族、初级与较高层次的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从教学的投入、管理、教师人选以及课程设置,都显示出这个体系的近代性特征.     

当苗绣遇到爱马仕 关于传统和现代、民族与时尚联姻的对话

在2012年5月底落幕的"2012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贵州"苗疆故事"顶级苗绣图案蚕丝围巾捧得金奖。这一荣耀,给予了创意者极大的鼓励。他们在探索开发"民族与时尚联姻、传统与现代结合"产品的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苗绣是贵州的宝贝,是贵州的‘奢侈品’,我们以苗绣元素开发一系列产品,就是要将它打     

清代苗疆土地政策的嬗变与帝国权威的下移

屯田是清政府贯穿始终的苗疆土地政策。乾咸时期,清政府在苗疆采取“抑客护苗”的政策,如汉苗隔绝措施、汉民禁侵苗产、规范汉苗土地交易契约、严控汉民置买苗产、打压高息借贷、严惩流官渎职等来保护苗民的经济利益,维护苗疆的政治稳定。从留存的清水江文书可知,咸同“苗乱”之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善后措施,将苗疆田产分为常业、本业、屯业、存业、叛业、绝业等。与清代前期实施的政策相比,体现出帝国权威不断下移,直接触及到苗疆乡村社会。     

《苗防备览》题解

清代乾嘉时期湖南溆浦人严如熤所著《苗防备览》,是一部有关“湘西苗疆”历史进程、民风民俗、治策方略的私著地方志。全书共八册二十二卷,包含舆图、村寨、险要、道路、风俗、师旅等14门。虽然此书卷帙浩繁,但其内容具体而言可依题名“苗防备览”四字分为三大主题,即：第一,基于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与感受,对“苗”族群文化特征及分布地域的认知与界分;第二,在此基础上对湘黔苗疆历史的梳理与苗疆“防治”对策的张举;第三,也是就是全书的主旨与目的,为“后之有事苗疆者得有稽考,用备采择”的“备览”。     

明清苗疆治理与边疆商业城镇的形成

洪江地处沅水上游湘黔桂界邻区,是历史上国家控制西南边陲"古苗疆走廊"东端的一个站点。明清时期,国家加强对西南苗疆的经营,在辰沅地区部署军事控制体系的同时也加大对苗疆腹地的经济开发。沅水流经沅州与辰州之间是一个先向南,接着转东,再折向北的"U"形大回环,其中在洪江境内又蜿蜒成一个"S"形小回转。这一地形导致水路漫长,洪江因此在军事和政治控制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也成为一个天然的物资交汇良港。清代以来,辰沅地区商业市场持续繁荣并向上游拓展,洪江商镇异军突起,成为国家向苗疆经济渗透的"桥头堡"。     

湘西苗疆边墙研究述评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曾先后在苗疆修筑边墙,旨在调控苗汉关系,治理苗疆。有关湘西苗疆边墙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在史料整理、修筑始末、功能作用、治理情形、开发保护等。总体而言,基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时代背景,学界对苗疆边墙的分析、探讨与结论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夯实和推动了苗疆边墙研究。不过,苗疆边墙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其社会影响、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还需更具体、深入、全面地开拓与耕耘。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