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解构:分配者与被分配者

政治指的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体系的结构因此也就由分配者和被分配者两个次级体系构成。政治合法性则涉及被分配者对分配者的一种主观价值评价。然而,由于分配者与被分配者是由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元素所构成,这种合法性评价也就有着丰富多彩的结果。因此,要研究政治合法性,就必须对分配者和被分配者这两个次级体系进行解构。作为分配者的政治统治系统,由共同体、体制和统治者构成;作为评价者的被统治系统则由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阶层、性别、职业等交叉套叠的社会群体组成。这些结构的种类和性质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漫步者——浅谈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与“闲逛者”意象

《拱廊计划》是本雅明倾注了13年心血的宏篇巨制。严格意义上讲,《拱廊计划》实际上是星丛表征的碎片式表述,是本雅明从1926年的最初笔录到1940年自杀前的有关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建筑方面所收集的材料和笔记。本雅明通过对巴黎拱廊街的研究实现了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洞察和剖析。＂闲逛者＂是拱廊街研究的一个意象,通过＂闲逛者＂这一视角来探讨城市空间、城市经验与审美现代性的诸多问题。     

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的幕后指使者

日本近代对外殖民扩张及军国主义的源起,起始于1874年的出军侵台事件,而其幕后的指使支持者是美国。"山原号难船事件"本为普通的海难事件,但在美国人的挑唆下,却成为日本出兵侵略台湾的借口。而日本出兵台湾,以为琉球民伸张正义为借口,实质却为切断中国与琉球的藩属关系,以达到最后"吞并琉球"的目的。     

全球化进程中离散者与民族冲突间关系的影响因素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范围内由离散者所引发的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离散者与民族冲突间的关系日渐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离散者与民族冲突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对待离散者的政策与态度、离散者所遭受的社会经济排斥、离散者自身的心理认同、离散祖籍国与宿主国之间的关系、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远距离民族主义六个方面。通过对离散者如何诱发民族冲突的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可以看出,采取多元包容的国家离散政策、拓展离散者的跨国主义认同、积极转变国家对离散者的认知和态度、正确引导离散精英和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力度等措施,能有效规避或消解由离散者引发的民族冲突。     

深化改革要首开官智

正民智的强弱关系国家的强弱甚至民族的存亡。近代的改良主义者早就认识到了"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就明确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张,为开启民智呐喊呼吁;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改善国民的劣根性,其意也是为了开启民智、提高民族素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将开启民智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其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他以深刻的洞察力认识到:开启民智固然重要,但开启官智也同样重要。因此,在一片"开民智"的口号声中,他一针     

零和游戏原理

正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20世纪,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已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     

罗伯特·林瑞宾与《神圣的疯癫：密教成就者的画像》

本文主要介绍了罗伯特·林瑞宾的研究情况，并对《神圣的疯癫：密教成就者的画像》一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做了较为详细的评介。     

社会网研究中的求职群体内生异质性

社会网对求职效果的研究较少关注求职者的异质性。通过使用JSNET 2014和CLDS 2014数据,在区分恒职者与换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换职者分成低薪换职者和高薪换职者,并使用共现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有限混合模型来详细分析换职者群体的内部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恒职者在寻找初职中,社会网络使用程度高于低薪换职者和高薪换职者,而高薪换职者无论初职还是现职,求职中的社会网络使用程度均高于低薪换职者。然而,在求职效果上,社会网络对低薪换职者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友谊宾馆的那些年——柬埔寨临时政府在华往事

友谊宾馆来了柬埔寨贵客1970年,朗诺在柬埔寨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苏联访问,突然发生的政变使他不知所措,有家不能归。而苏联政府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让他留在苏联,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刻,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北京,将为他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直至恢复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合法权利。当年以西哈努克亲     

“四海之内皆兄弟”与人类和平的可能性

源于《论语》的格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是兄弟就必然相亲相爱相助,因此如果人类有兄弟一般的关系,和平就有保证。然而,人类历史却见证了诸多兄弟相争相斗相残之事,所以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并不能成为"我"与他人之关系的典范。因为,"我"作为"我"就意味着占有和权力,并因此而是他人——首先可能就是直接妨碍我之占有和权力的兄弟——的潜在的谋杀者,直到兄弟作为与"我"最近的他人成为对于我追求占有和权力的自发性的质疑,从而唤起"我"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逼使"我"反问自己是否自然地拥有优于他人的权利,一种不以血缘为基础的普遍的人类兄弟关系才有可能。在此关系之中,"我"为所有他人负起无限责任,如此人类和平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