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

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主义思考的性别关系等。“女人祸水”论、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表现出落后的女性观。对亦妻亦母型女性的充分肯定,对反抗叛逆型女性的彻底否定,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宣扬菲勒斯崇拜的性爱观,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文学作品需要以理性和健全的自审精神检视男权集体无意识,清除男权文化积淀,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营造性别平等对话的文学空间。     

用科学精神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追求和谐是人类共同的目标 ,千百年来 ,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 ,已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得 ,及西方民族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中 ,得出一个结论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用科学精神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安妮·普鲁作品中的生态理念

安妮·普鲁在作品中倾向于从生态的角度考察当今的社会问题,思索现当代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危机与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之间的联系。人类对生态无所顾忌的破坏,源于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基于人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普鲁在她的作品中提倡人们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念,将自然视为一个平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中引入市场比较制度的思考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购买服务效率如何提高,是当前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试图建立一个市场比较制度,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比较,以提高购买服务效率.     

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主张把伦理学视域扩展至大自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思潮之一。以生态学与生态链相互联系为学科背景与论证依据,以实现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为主要诉求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在其规约与统摄下,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拓宽道德关怀视域,即伦理关照从传统人与人之间扩至整个生态系统。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深生态学分别从不同视角与层面阐述与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由来及中国的对策

“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也是人类对自然界一个全新的理性认识。然而人类这一认识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再到“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 ,都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认识上的进步与升华。中国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 ,无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抉择     

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在不同学科领域遭到生态中心论的广泛挑战，“回归自然”是一个被生态主义学广泛提倡但又内涵模糊的理念。本认为，在尝试“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前，首先应对其进行正反两面的冷静分析。以学的眼光研究生态问题，首先要面对人的内部发展的问题；发挥学的审美功用，以学研究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的回归，是生态学和生态批评首先要完成的使命。     

探析生态中心主义的共同体思维及其制度实现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今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其谬误在于促成了理性的张狂,割裂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造成了天人对抗.生态中心主义力图重新弥合人与自然的鸿沟,以共同体思维造就天人和谐的局面.它以生态为中心,将人类和自然界共同视为地球生物圈不可或缺的成员,按照整体主义的方式,平等地对待.遵循整体主义的思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构建生态文明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制度变革”,放弃局部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制度哲学,模筑生态共同体.     

他者的反叛——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途径的选择

林语堂与萨义德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诊断却有所不同。尽管二人都看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在本质主义,但两个人对救治方案的选择又有不同。林语堂的方案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改造,重新讨论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林语堂选用了孟子的标准,就是四心。萨义德选择的方案是解构式的,批判了本质主义的民族身份观念,而倡导建立对话性的、多变的民族身份观念。他对人文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人文主义不是恪守着那个精英的标准,拒绝新事物,拒绝其他文化,而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交往对话的过程,不断创新的过程。他们的设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不平等和扭曲、偏见等问题仍有重要启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参与对话的动态过程,一个谈判、协商的过程。它接近于萨义德所说的人文主义,但在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层面上,它接近于林语堂对"人性"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