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及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后来,藏族借用八思巴蒙文形式拼写藏文,遂产生了八思巴藏文。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敦煌《坛经》写本的代用字

敦煌《坛经》写本可信度高,俗字数量大。而其中的代用字为我们研究晚唐五代西北方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将写本中的代用字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     

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文献,《孔子项托相问书》便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进行了释读,并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相关卷号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汉译藏文文献的存在表明汉藏民族问文化交流的多元与频繁。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晚唐五代时期《汉将王陵变》讲唱的写本,是对某一次特定的《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录或抄写,也是对《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的记录或抄写。它为探讨王陵故事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藏文文献学刍论

文章认为藏文文献应与汉文文献一样受到重视 ,并从多方面论述了建立藏文文献学的依据     

南师大文学院藏03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三研究与校勘

本文首次研究并校勘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公布的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从俗字的角度论证了此写本为古写本的真实性,并从避讳字、书法等方面对写本时代进行了初步推断.     

藏文字符的分类与功能描述

藏文字符除了字母类符号,尚有大量其他文本符号,这些符号的名称、性质与功能历来未作勘定,积疑甚多.藏文文本符号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藏文(本体)字符、梵源藏文字符、其他文本图形符号.藏文字符专指藏文创制时期以及藏文历史应用中依据语言变化所创制的符号,通常所说的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以及相应变体都在此列.除此外,藏文数字符和标点符号也可归入此类.梵源藏文字符是通过新创藏文字形表示藏语中没有的梵文读音形式和文字形式的字符,形成了所谓的藏(文)化梵文字符.其他文本图形符号包括藏族自身创造的图形以及来源于梵文文本的图形,其基本特点是不表达语言声音,仅表示某种文本形式意义,或者以图形方式指示事物的意义.这类符号有吟诵示意符、吟诵会意符、占星符、装饰符,等等.以上藏文字符大多已收入ISO/IEC国际标准藏文字符基本集,对字符的分类有助于进一步展开藏文计算机处理研究.     

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

巴基斯坦斯卡杜地区的历史文化学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先生收藏有一块吐蕃王朝时期藏文碑刻的残段,经过对碑文的解读,说明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此碑虽然已经不完整,但是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吐蕃石刻文

吐蕃石刻文是古代藏族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古藏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吐蕃历史宗教、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的可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