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研究价值

首先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中的瑶用俗字现象进行概述,分析了瑶族写本的文化属性和瑶用俗字出现的历史依据,认为加强对"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研究,有利于考证、解读文字背后的瑶族文化之谜,也有助于整体了解瑶用俗字发展状态,为瑶族古籍文献整理和抢救疏通道路。     

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现状

藏族是一个拥有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藏文古籍文献又是藏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随着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工作单位的纷纷建立,保护和抢救藏文古籍文献工作也全面展开。本论文通过对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馆藏形式、收集和整理、目录规范、载体变化等方面进行梳理,对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现状进行总结。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     

论民国初《藏文白话报》对西藏的政治社会启蒙

1912年,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建构现代国家。针对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在北京主办发行了汉藏文对照的《藏文白话报》,这不仅在藏族新闻发展和藏文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开启西藏地方官智民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方面也具有特殊意义。     

语言文字视域下的元代敦煌民族文化认同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敦煌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融入来自中亚、西亚各国以及西域、青藏、蒙古等地区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博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这既是敦煌文化的个性,也体现出了敦煌文化的特质。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大量民族文字文献,以及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宗教文化因素和民族因素,都表明来自中原的文化与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在敦煌和谐相处、交融互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最终融合成为别具一格的敦煌文化。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是与各种外来文化互相融合而逐步生成的,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壮大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动例证。     

8至12世纪汉语西北方言的区片划分

8至12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的汉语译音资料主要有来自不同地点的四种,即不空音译的佛教咒语、敦煌所出的汉藏对音写本、回鹘文翻译文献中的汉语音译词,以及西夏音译的佛教咒语,分别代表长安话、敦煌话、以今乌鲁木齐市为中心的汉话、以今银川市为中心的汉话。西北地区通行的口音是盛唐以后长安话向西传播的结果,其区别于中原方言的突出特点有二,即宕梗二摄的鼻韵尾全部脱落,以及部分鼻声母字读作相应的全浊声母。西北所有地区都保留了这两个特点,但在其他一些音类上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异,根据这些变异可以把西北方言划分为四个片区。一是陕西片。舌上音和正齿音依然有别,不像其他方言的舌上音均已并入正齿音且不分二三等。二是甘肃片。浊擦音声母清化,入声韵尾t弱化作r。三是新疆片。除了继承敦煌话的韵尾r之外,又把-g弱化作-?。四是宁夏片。古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全部归入送气清音,入声韵尾全部脱落,中古时代的三个鼻音韵尾发生了重新组合。这些音变不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其中有些是不同语言相互影响所致。     

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汉书》写本的各异形态展示出其在写本时代的缤纷面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书》写本呈现众多形态,有节抄本也有完整抄本,有白文无注本也有注本,还有注本的节抄本。虽然不能忽略传世《汉书》文本构成的两个层次,但综合今本《史记》、《汉书》用字的差别,以及《汉书》诸写本、《群书治要》古写本所节抄《汉书》部分用字情况看,传世刻本《汉书》基本上继承了颜注写本的文本面貌,保留了更多《汉书》原始的用字风貌,与其它古写本形成显著差异。分析文本面貌与传世刻本的区别,揭示古书在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流传过程中文本面貌由纷繁逐渐趋同的一般趋势,可以看出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印刷术。     

写本《甘珠尔》形成的历史分期及编纂问题考辨

国内外学术界对<甘珠尔>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一直主要停留在不同木刻版的比较和编纂史上,很少涉及到写本<甘珠尔>,即便有写本<甘珠尔>的阐述,也只是一笔带过.可写本<甘珠尔>具有形成时间最早、寿命最长、编造数量最多等特点,倘若离开"写本"<甘珠尔>的研究,将无法梳理<甘珠尔>的编纂史.故此,文章把写<甘珠尔>的编纂事件作为切入点,尝试性地把写本<某珠尔>划分为酝酿、形成、系统、艺术创造及修善积德四个编纂阶段予以阐述,还对不同阶段的写本<甘珠尔>编纂过程中存的误区和疑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代媒介视野中的“珠穆朗玛”：作为边疆镜像的想象与竞争——基于藏文典籍、《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报刊的对照审思

边疆治理历来是国家主体性建构与主权宣示中的重要一环,对边疆不同的认知和定位决定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布防施策,也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本文选取我国“珠穆朗玛”这一重要而独特的边疆意象,以宗教典籍与清代舆图中的相应记录为背景,分析爬梳新中国成立前英国《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中英文报刊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借助公开报道对我国边疆意象的易名与话语先占,西藏民众基于宗教文化想象的“抵抗式沉默”,与我国近代报刊以紧跟西方动向和输出文化想象为主的报道手段,均表明相应主体对观念建构主权想象的认识不足,这也导致近代我国落后于国际话语竞争之局面。本文认为,媒体报道作为一种询证文献,是对特定时期历史语境与话语张力的生动记录。着眼当下,媒体报道服务于国家治理与观念建构的突出作用亦愈渐显明。对此,国家应全方位注重各类史实的采集与辨析,并以智库建设的高瞻远瞩创新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边疆话语及其表达机制,以抢占我国事实性边疆的先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