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

系统完整的唐朝朔方军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     

回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研究的理论探讨

民族迁移者在城市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比较一般农民工的适应。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侍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成为当前城市面临的焦点问题。由于回族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且其有着极强经商观念、民族意识。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与饮食、婚丧、居住习俗,因此关注回族迁移人口的城市适应无疑具典型性和突出的现实意义。从回族迁移人口的城市适应的重要性出发。通过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分析和述评,提出新时期城市化背景下回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研究的思路：探讨研究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包括提取城市适应的关键阻碍因素分析,进行城市适应的多维层面和时序过程分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判城市适应的水平。并籍此提出针对性的城市适应调控策略。从而为促进城市民族工作、建立城市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城市社会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论回族婚姻家庭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调适——以云南巍山回辉登村为例

回辉登村是巍山地区最大的回族自然村.回族习惯法作为一项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法共同维护着回辉登村的社会秩序,并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要解决国家法与回族伊斯兰习惯法调适的问题,必须在维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给予民族文化和民族习惯法充分的认可和尊重,承认民族习惯法对于国家法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并最终通过构建两者间的协调机制来实现.     

适应与创新——伊斯兰教在河南的地方发展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为了生存和发展逐渐开始适应中国社会.明清之际,伊斯兰教通过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教派分化等三大运动逐步实现了在中国的学说化,即伊斯兰教中国化.河南伊斯兰教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国化进程中在积极吸纳、接受外源性伊斯兰教中国化成果的同时又独立地形成了内源性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地区成果,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互动中的文化拿来与输出——全球化背景下回族文化的新适应

"文化适应"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本能"和"自觉".回族在长期的中国本土化历程中进行了千年的文化适应,回族的文化适应的历史是一个文化拿来为主导的历史,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回族需要进行新的文化适应,而新时期回族文化适应主要是在互动的文化拿来与输出中完成.     

从西北穆斯林的慈善实践看伊斯兰的慈善理念

西北穆斯林自古就有扶危济贫的传统,也一直积极地参与教育、扶贫、救灾、医疗救助等一系列的社会慈善,以个人和清真寺为表现形式的慈善枚不胜举,许多个人的济贫行为甚至不为人所知。改革开放后,穆斯林企业更是以开阔的胸怀投入到慈善和社会公益领域,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安的三宝双喜集团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慈善之举。     

浅谈影视中少数民族武侠人物的塑造——以大刀王五为例

大刀王五（1844-1900年）,原名王正谊,字子斌,河北沧州人,回族。早年拜沧州六合门的双刀李凤岗（回族）为师。学得一身好武艺,尤其善使单刀,因为排行第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艺成后,师傅李风岗把王五推荐给自己的师兄刘仕龙,一起押镖,行走江湖。同治十年（1871年）,他先到天津,后又到北京,经人介绍到了一家镖局当了镖师。     

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当前,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汉杂居地区传播的现状调查——以贵州赫章、威宁的两个村落为研究个案

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现状出现由“教派林立”走向“合一教会”的趋势;在与民间风俗习惯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在强调“信仰一体”的同时,灵活地包容了“多元的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