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的司法制度

西夏的行政、军事机关,一般都兼有案件审判和督察复核职责。司法诉讼主要为刑事诉讼,即使民事案件,也是用刑事判断。对人犯的逮捕只需长官的指令,而不履行法律手续。法律上只有对逮捕人的督察,防其奸伪、贪纵、暴掠以及无故杀伤人犯,人犯拒捕反抗格杀勿论。     

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

12-13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僧人纷纷到西夏传法,使藏传佛教当时流行的主要密法传播到西夏并形成一定规模。西夏政府亦对藏传佛教显示出极高的热情,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待遇,并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除了传法译经外,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使臣等,对加强吐蕃民族与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夏开国人口考论

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西夏开国人口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认为由于史料采信等原因 ,以往研究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 ,存在不少问题。文章进而指出 ,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了西夏自建国伊始即是一个“土地有限 ,人民有数”的地方性民族割据政权 ,其开国兵力不过 30余万 ,人口总数则仅及百万     

试析党项妇女的强悍之风

强悍是党项妇女的一种特殊风气,主要表现为她们喜好复仇、尚武参战、恣行攻掠、乐于参政、殉情现象等等。文章认为,党项妇女的强悍风谷是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产物,体现了古代西北社会强悍勇武的特有民风。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李土司先世辨正

本文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所任之职为西夏齐王遵顼大都督府,出镇鄯州,夏封鄯善王,后世遂误传为元代之事。     

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     

西夏觉照国师法狮子之教法来源与身份考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中,多篇文献为觉照国师法狮子所传。由于藏文底本未获同定,其教法来源不为人知,对这一藏传佛教付法上师也所知甚少。文章根据最近找到的几部西夏文教法的藏文原本,考察其教法师承,并利用藏文史料,探究法狮子其人。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