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夏遗民文献《唐兀公碑》校释

《唐兀公碑》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东柳屯镇杨十八郎村南,耸立于南金堤与金堤河之间。座北朝南,正方柱体,碑身高177厘米,边长66厘米,碑首为盏顶式,碑座为覆莲座,通高304厘米,保存基本完好,惟东北角残毁。碑文魏碑体,四面镌文共72行,满行42字,横书篆额“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碑阳首行题“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元致仕礼部尚书潘迪撰并书石篆额。由河南濮阳遗民四世祖唐兀崇喜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46)勒立,凡2600余言。比较详尽地叙述了初祖唐兀台(?-1258)、     

宋、夏“丰州”考辨

史籍所载丰州沿革多有混淆.实际上唐、辽、宋丰州各有其所.宋初与宋中期以后丰州处于同一治所,故址为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羊市塔乡二长渠行政村宋代古城,范围大体东至山西省河曲县黄河,西至陕西省神木县黄羊城乡黄羊河,南至今陕西省府谷县西南,东南至陕西省府谷县县城,北至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与黄河交叉处.至于西夏丰州之设,尚难定论.西夏若设有丰州,更可能为唐丰州之承袭,地望当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东土城乡一带.     

论西夏的起诉制度

西夏的起诉制度是西夏诉讼制度的必经过程,也是西夏司法具体实施的体现。本文通过分析西夏诉讼机关对于诉讼案件的处理、存在的起诉形式、起诉制度的原则和特点,说明了西夏确实形成了一种体系比较完整,大而举要,小而具体,大小相统互补,浑然一体,首尾相衔,彼此照应的起诉制度。     

《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

<孔子和坛记>是中古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产生的一部道家俗文学著作,其汉文原本已佚,唯西夏译本尚存.前人已经发现该书的叙述线索套用了<庄子·渔父>,本文则进一步指出其汉文原本的撰成时间应在唐代中叶以后,内容为佛、道两家思想的杂糅,且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这是唐宋西夏时代佛教与道教世俗化的反映.文章最后利用西夏译本对相应的汉文底本进行了构拟,希望能为西夏学和古代河西俗文学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西夏文明的守望者与解读者

“当初李范文用一个帐篷,一袋大米,一碟咸菜,在西夏王陵守望和解读了7年,他是一个真正的田野工作者,值得人钦佩。西夏有幸遇到了李范文,因为他的解读,西夏王朝才被世人聚焦。”几年前的秋天,余秋雨在与李范文晤面时,如是评价这位令他尊敬的学者。     

西夏文字书《同音》的版本及相关问题

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各地出土的《同音》文献和自己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同音》的版本进行了考证,纠正了以前在《同音》版本问题上的不准确说法,同时指出了《俄藏黑水城文献》将俄藏各号《同音》文献拼合甲、乙、丙、丁种本的欠妥之处。文章对如何进行版本判定的方法也进行了探讨。     

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

今存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是辽代刊刻金代配补复流入西夏的作品,其作期和著作权问题涉及创作产生年代和写定年代的时间及空间朝代归属两方面因素,须以复合思路综考。从刻版和避讳字特征先分判最晚1100年代故事已经产生;以《董西厢》为参照坐标再绾合用调、用韵等多重内证推定和刊刻年代等,考定最后写定年代在金正隆元年至五年(1157—1160);最后逆向整合考定"北宋后期作年"不能成立,辽刻《刘知远诸宫调》非北宋流入者,其"著作权"空间归属辽代。《刘知远诸宫调》辽金西夏三地传播个案具有内在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 --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发展儒学与推广“蕃书”两个方面。重视儒学是党项人为了吸纳各地贤才、培养高素质官员而采取的重要教育措施,创制和推行“蕃书”是西夏政权为适应河西走廊局部统一、创造党项民族自己的文明、追求政权独立的又一重要教育措施。河西走廊在儒学和“蕃书”两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西夏时期的河西走廊并非是“龙荒沙漠”的“不毛之地”,同时也说明,宋夏时期甘肃地区的教育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     

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

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三尊泥塑人像在装束和人种上均具特点。文章初步推断该人像反映了回鹘僧人的形象,进而指出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应该是一处类似佛寺性质的建筑。     

以文化二元对峙矛盾观透析西夏

历史上的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了190年(1038~1227),与宋、辽、金长期鼎立。促使西夏走向强大的原因很多,本文拟从文化角度进行论述,从而肯定了以党项羌为主体的游牧文化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之间在矛盾斗争中最终走向统一(即: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认同),这一因素是促使西夏立国并走向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本文对农耕文化传入西夏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西夏后期的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减弱导致亡国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