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思考

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对于维护诉讼公正、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便于司法人员具体实践操作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和不足以及刑事证据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来看,要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宪法为根据,打击与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重新构建刑事证据法典,建立规范的证据规则和设定证明标准。     

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思考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充分的执业权利,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律师的权利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略、笼统或不适当,导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必须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我国律师在法律上获得充分的权利,以维护律师的执业形象,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研究

从防范和应对的角度研究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高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有力支持。以2007-2012年间遭受反倾销诉讼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内部审计质量越高,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信息证据越有效力;内部审计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互动能够提高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基于信息融合的多层次多因素客户洗钱风险综合评估研究

有效的客户洗钱风险评估体系是金融机构全面落实风险为本监管思想、合理利用反洗钱监管资源、有效打击洗钱行为的基础.文章选取金融机构中企业客户的多项核心交易属性作为信息源,借助专家评估系统和新型聚类离群点算法对信息源进行洗钱风险分析与量化,以量化结果为证据源,建立了基于D-S证据理论的客户洗钱风险综合评估模型.通过采用某省企业的外汇交易数据对本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较为全面、准确的评估客户的综合洗钱风险.     

风险管理价值理论综述

通过对企业风险管理价值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对其成本收益假说、系统性风险假说和非系统性风险假说前提、理论背景以及作用机理进行评述,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冲结构与企业特征的关系,并尝试确定企业行为是否适应现存理论.然而,实证结果并未支持任何单一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实证研究仅是提供了风险管理提升企业价值的一些间接证据,缺乏对内部作用机制的深入考察.这也是未来研究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困境及出路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经历了行政执法占主导地位、行政执法与司法并行两个阶段,行政执法的效力也从执法终局发展到执法非终局即接受司法审查。目前,在我国正在进行的知识产权法新一轮修改中,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面临要不要扩大行政执法权的新问题,对此各家观点不一。究其根本,缘于没有从知识产权基本属性和行政执法本质职能出发。应当在厘清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现状、剖析行政执法困境的基础上,革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理念,组建适格行政执法主体,恰当定位行政执法内容,依法执法,加强执法监督,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探索出路。     

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民事证据举证时限制度的确立是2002年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亮点,这一制度的确定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发展和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基本含义和制度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立法公平及其保障机制

公平是立法的基本价值,公平的立法是社会公平总的依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立法公平包含了立法平等、立法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立法权分配的公平、立法程序公平等基本内涵.立法公平的实现需要主体际的立法理念、公共利益的公共确认机制、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真正落实、立法辩论原则、司法审查等制度的确立来保障.     

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