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证据的取得、认定、运用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电子证据种类,肯定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措施,明确了证人出庭保护等制度,为今后查办和认定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新的保障,当然也提出了新问题。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纪检监察证据的证据能力转换

在我国,依照法律授权,检察机关是侦查职务犯罪的唯一主体,其他任何机关、团体都无权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纪检机关在查处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也应移交检察机关。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纪检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判断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言词证据并不能作为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只能作为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线索;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实物证据,由于具有不可重复性,可以根据诉讼的特点进行审查、转换作为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论保留"相对理由审查"制度

我国现行商标法实行“相对理由审查“制度,即:国家商标局不仅对申请的商标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条款进行绝对审查,同时还对该申请商标是否与他人已经注册或在先申请的商标存在权利冲突进行审查.保留“相对理由审查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可以减少商标申请注册期间的异议量,有利于维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能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行政调查:制度的探索——以"钓鱼执法"为例证

2009年发生的"张晖非法营运"一案,一时间把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社会上一边倒的现实压力迫使上海市有关方面在无奈中叫停了"钓鱼执法"."钓鱼执法"作为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早已结束,但实践中这种诱惑调查手段的普遍存在,敦促我们在学术上进一步反思,行政程序法在行政调查中应当确立怎样的制度规则,既能维护行政机关执法中的公信力,又能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得到及时的救济.本文以上海市"钓鱼执法"为背景,从行政调查的内涵和性质入手,就行政调查主体、行政调查的基本原则、调查取证方法体系和救济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行政调查制度亟待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对我国民事施诊审前程序进行重新探讨已进入紧迫性阶段。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作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庭审以及当事人的实体、程序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多专家和学者也都提出了自己见仁见智的观点。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和外国的一些制度，提出了“预审制＋被告的强制答辩＋证据的灵活开示”相结合的制度。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刑事诉讼庭前审查律师辩护权的研究

律师辨护权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体现了司法体系对人权的维护和法律的公平正义。而刑讼案件中的庭前审查程序有效保障了刑事诉讼的顺利开展,对整个案件的审理进程和结果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律师辩护应自庭前审查开始介入,使控诉方的不正当指控和偏离事实的决断及时地加以纠止,为被告方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和避免遭受不该经历的强制措施。同时,刑事诉讼庭前审查律师辩护权制度能够使司法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提高诉讼效率,避免公诉权滥用。     

行诉法修订：应回应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这部被称为＂民告官＂的法律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实施以来,在解决行政争议,推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行政诉讼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也日渐突出。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反映强烈。     

论民事再审审查程序对新证据的认定

中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再审新证据的规定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再审新证据存在较多争议和困惑。新证据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是一项具有统一性的制度,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对于新证据的采纳有必要采取相对统一的认定标准。从最大限度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角度来讲,对再审新证据的认定应更为严格,应在举证时限、延迟举证说明义务方面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