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行政裁决中的行政法官制度

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民事纠纷案件日益膨胀,行政裁决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比法院诉讼更加高效和便宜。美国政府管理的良性运作有赖于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官在行政裁决中由于其专业性和高效性而备受青睐。此外,完整的审查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行政机关政策适用的一致性,也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在讨论中更多关注了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否问题,而缺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如非法取证的主体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到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这使得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缺乏应有的深入性并使得具体制度的建立前景模糊。对于这些问题加以检视无疑能够使得相应的立法工作更加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应尽之责。     

一条新路,一种成功!——为熊志海教授新书《信息视野下的证据法学》序

正上世纪80年代,在西南政法大学,当时还称为叫南政法学院,我就认识了熊志海教授。那时他还是本科生——意气风发、活力四射。印象当中教授是一位智商很高的学生,学习对他而言是十分轻松且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专业研究方向也不相同,后来我又从重庆来到了北京,彼此之间就几乎没有往来了,也不太了解他的具体研究方向和研究路数。但我相信他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因为聪慧、热情、执著、     

沃伦法院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中（1886-1966年）,沃伦法院的贡献就在于将其从规则的“蛹”蜕变成了制度的“蝶”.因为在沃伦首席大法官的带领下,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陆续将作为救济措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联邦宪法第4、第5、第6修正案,并借助第14修正案推及各州,最终实现了以下目标：一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联邦司法体系扩大至州系统;二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则对象从仅针对非法搜查、扣押行为延伸至所有违宪的强制性执法行为.     

员工会因请假证据缺失而丢了饭碗吗？

实践中，员工与用人单位发生类似争执的事例并非少数，而员工之所以会陷入不利，用人单位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关键在于员工手中没有证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司法审查机制完善

当前,司法机关对环评公众参与案件的审查存在诸多问题。多数法院将建设项目征收或拆迁地块范围内的公民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否定该类主体在环评程序中的参与资格;很多法院将"告知"与"公示"等同,不利于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一些法院将环评听证程序是否进行交给行政机关裁量,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有限。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立法完善和司法调整两个维度进行努力,切实提高司法审查对环评公众参与的保障作用。     

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题中之义

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是我国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创新制度,但是限于现有规定的模糊性,仍然存在诸多制度误读。本文综合梳理了我国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分析了目前各国网络安全审查的相关实践,试图更为科学地还原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应有之意,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基于自身理解的研判。     

锯掉安逸

1902年6月16日,23岁的爱因斯坦应聘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成了一名技术审查员。当时,专利局雇员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雇员养成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跷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喜欢这样,而愿意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     

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

社会调查制度被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本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运行机制的实践考察发现:社会调查的主体方面,虽然制度规定的职权主体和执行主体都非常多元化,但实际操作与制度规定呈现较大反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方面,受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资源配置的有限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方面,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披露和质证程序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上述机制的存在,使社会调查报告尽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鉴于此,可以优先从社会调查员的诉讼权利和社会调查报告审查程序两方面着手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政府主导正在成为负能量

新一轮改革需要在众多领域推进,但是,各个领域改革都应该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未来十年,中国这艘载着13亿多人口的巨轮将驶入下一个航段,尽管方向基本明确,但面对这片未知水域,我们需要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厘清航线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