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

网络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和传播公共事件的重要平台。为了保护正常的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律应当对传播不实言论的网络谣言现象予以治理。从加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法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立法,从严责罚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相关主体。同时,治理网络谣言应当从根本着手,要切实消除滋生谣言的社会条件,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     

网络谣言入罪的认定及其社会危害性

网络谣言犯罪作为一种偏激的言论表达,是一些人利用网民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误听误信,实施诋毁他人名誉等非法目的的行为。网络谣言的本质属性不在于没有事实依据而是"未经证实"。从主观要件看,网络谣言犯罪要求行为人知道信息已经超越合理怀疑范围,可能为假仍予以发布传播。从社会危害性看,尽管网络谣言犯罪是通过网络言论实施的,但不管侵犯的是个人法益还是公共秩序,其本质都是传统法益的网络再现,而非完全异质的新型法益。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微博自组织机制的形成与管理——以某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为例

基于自组织的形成条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日本地震中某谣言在新浪微博中的扩散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微博具有自我纠正的功能,其自组织的形成条件和传播方式也遵循自组织的运行规律。微博具有的自组织机制为微博管理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启示。     

全媒体环境中社会突发事件传播形态分析与反思——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例

随着新媒体传播能力的不断强大以及媒介融合的不断加深,社会突发事件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在全媒体环境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表现出各自的优势,在融合的趋势下,传统媒体依托新媒体平台进行信息及时更新;而新媒体的传播机制也有自身缺点,需要依托传统媒体进行修正。文章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例,梳理、概括了社会突发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五个阶段,并对突发事件的媒体传播做出反思。     

陆群不群

“当某些官员在台上把谎言讲得滚瓜烂熟,而台下掌声雷动时,我总会莫名地悲哀。也正因如此,说真话这一人类的基本道义,往往会成为新闻……”最近,陆群被小小金银花折腾得夜不能寐。除了正常工作,他不断接听的电话几乎都是与金银花有关的。好不容易约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画意江南”茶餐厅采访,不想,与他一同出现在餐厅门口的,还有中央某网站的一名记者。坐定后,网站记者从随身带的ASP中搜出一篇文章推给陆群看：《金银花改名幕后的利益纠葛》——这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长篇报道,陆群认真地阅读起来……采访也正是从金银花开始的。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惧与焦虑,只不过其指向有些不同——在古代也许谣传的是妖怪会吃人,而现代则是担心那些不可见的细菌、病毒、辐射等等。和其他口语文化一样,谣言从来没有长篇的、渐入高潮的线性情节,也没有精心设计来组织叙事的做法,但它能以非常简单的(虽然常常是错误的)方式满足人们迫切想要了解事态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天灾之类的紧急事件面前,特别容易爆发出大量谣言:人们想要知道日本地震后     

谈网络谣言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治理对策研究

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且接触互联网频率最高的群体，接受媒介信息传播的能力却各不相同。本研究以沈阳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发现网络谣言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可以用“怀疑、随众、省思”三个词来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     

网络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传播模式

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突发性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模式的内涵出发,构建了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的网络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谣言传播给群体事件带来的质的改变。     

社会善治指导下网络谣言消解机制探索——以“末日谣言”为例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反思传统网络谣言消解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理论和经典谣言传播模式,以"末日谣言"为例,分析探索多元主体平等合作的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