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党的执政生态分析

运用政治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方法分析边疆民族地区执政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和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机理,能够为优化党的执政行为提供路径选择,从而使党的执政生态系统处于一个开放、和谐、平衡的状态.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清季中国学术中居"显学"地位,后来一度呈衰落之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除了民族危机有以致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会直属之边疆服务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服务边民之同时,从事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边政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自觉表现出的汉族文化中心立场以及基督教神学判断,一定程度影响到其研究旨趣及其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边疆研究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局限.     

辽代的辽东边疆经略——以鸭绿江女真为中心的动态考察

鸭绿江女真居住在鸭绿江下游及附近地区.在辽与高丽的共同打击下,鸭绿江女真聚居区被分割为两部分.辽在辽东边疆地区构筑相应的边镇体系,并没有将鸭绿江女真有效的控制住.鸭绿江女真形成五部势力反抗辽朝,耶律仁先在东京留守任上经营对女真的防御体系.与辽敌对的五国女真最后演变为五节度女真,正式纳入辽的边镇体系之内.     

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的特征

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内力孱弱,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所形成的"外力"实现发展.这种依附式发展虽给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景象,但也导致其发展时起时伏,呈现时序上的不稳定与空间中的不平衡状态,陷入顿挫与失衡的发展困境.     

试论左宗棠保卫、开发新疆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论述了 19世纪末新疆面临被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和英俄帝国主义势力肢解、分裂的危急时刻 ,左宗棠力排众议 ,坚决主张出兵西征 ,保卫新疆、消灭外来侵略势力。并评述了左宗棠为新疆收复后的政治、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政策之探析

在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先后处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在这一段时期内,历任统治者均在新疆推行了屯垦政策,只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结果也各不相同。     

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其中,相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引致相对无效的治理,绝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则导致绝对无效的治理。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中,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并成为引起部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信息通道的缺失是导致政治传播在部分边疆地区相对失效的原因,也是通过改进政治传播来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1913-1933年间玉树三次归属纷争与边疆意义

1913-1933年间,英帝国主义策动西藏地方亲英势力发动了对青海玉树周边地区的多次武装进犯,从而引起了近代历史上三次玉树归属纷争.三次归属之争的过程和结果,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亲英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对稳定西部边陲和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贡献,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流动的困惑:朝鲜族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为例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跨国流动骤然升温,规模越来越大。朝鲜族凭借其跨界民族的优势,以探亲、劳务输出、涉外婚姻、出国留学等各种形式流往国外。毫无疑问,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在推动朝鲜族经济文化发展、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正确估计和把握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社会效应对朝鲜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