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不迁论》之"物"

僧肇在《物不迁论》中对"不迁"的道理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却没有确切说明"物"的内涵与外延,这使得《物不迁论》在脱离作者的写作语境后,于论义上产生了一定的模糊性.从后世的种种注释和论著中可以看出,这种模糊性不仅造成了文意解释上的多样性,也造成了主旨理解上的分歧.从《物不迁论》原文及注疏入手,可以分析"物"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解释中的张力.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中俄勘分西北边界与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两次内迁

乾隆二十年 ( 1755)左右 ,清政府在科布多地区设立卡伦二十三座。道光十九年 ( 1839) ,增设哈喇塔尔巴哈台卡伦。二十四卡伦分为西路八卡伦、北路十六卡伦。由于同治三年 ( 186 4)中俄勘分西北边界 ,同治七年 ( 186 8)西路八卡伦全部内迁并撤销。光绪七年 ( 1881)秋 ,始得在新界内复设。光绪九年 ( 1883)中俄勘界以后 ,其中六座卡伦再次内迁。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 190 7年 2月 ) ,西路八卡伦转隶阿尔泰办事大臣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非典型”的革命主体——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

在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内迁以及西南内地战时工业建设的语境中,观察与书写西南矿区工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了路翎四十年代重要的小说创作领域。与三十年代书写城市工人革命的左翼文学模式相比,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有所争议的劳动者形象不仅包孕着一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诞生的可能,揭示出"工人阶级"这一政治主体想象内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更显示出四十年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对于工农群体的内部构成、经验方式及主体意识的重构。     

金代兵部尚书民族性考论

金代兵部熙宗时始置,最初由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任其长官,其后始有专职职官设置,先设兵部侍郎,后置兵部尚书。已搜检出的30位兵部尚书中,女真人达20位,占居多数。出职、科举、归降、因功是金代兵部尚书的四种入仕途径,女真兵部尚书以出职入仕为主,汉人兵部尚书以科举入仕为主。同品级平调是金代兵部尚书职官迁转的常规程序,对于女真人而言兵部尚书大多呈现的是一种官职的调动,对于非女真而言代表的是官职的升迁。金代兵部尚书无论在身份、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迁徙自由权入宪的必要性

迁徙自由权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宪法却没有迂徙自由权的相应规定。本文从各仓角度，阐述在我国宪法申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必要性，力求为我国宪法中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恢复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正义赋正道 虎气扬虎威——记德州优秀共产党员、陵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郑虎

他从警17年来,干过治安、户籍,又从乡镇派出所转到刑警;他入党15年来,履职尽责,破获各类刑事案件三千余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2422名,为群众追回损失1千余万元;他曾被省公安厅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荣膺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德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他,就是陵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