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亡学生到内迁干将——抗战初期柯俊先生在武汉的一段重要经历

柯俊先生长达百年的人生岁月中,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一年多的时光,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段在当时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中铭刻下的历史,亦令后人读之肃然起敬。      

陶渊明的诗化人格

作家的人格是其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往往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我们在研究作品风格的时候,不能不关注作家的人格.只有对作家的人格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作品的风格.探讨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及其特征,是深入研究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至关重要的途径.从陶渊明的作品中,从他的言行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情趣和胸襟,领悟到一种具体的人格.陶渊明自然率真平和旷达的个性特征构筑了他的诗化人格,即未经世俗异化的高尚贞洁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内在思想根源是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和委运自然的人生观.这种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任真自得和固穷守节的行为方式.他的作品中常见的酒与菊、孤松、孤云与归鸟等艺术形象组成了陶渊明诗化人格的象征系列.     

中国古代迁谪诗流变述论

迁谪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迁谪诗歌在各个时期皆有各自的特点。其发展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从屈原的表达执著信念,到六朝诗人的摹写山水,再到唐人的叙写哀怨和宋人的抒发高旷情怀等历程。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对中国高校地域性发展的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从产生之初就显现了它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抗战时期出现的高校内迁,是中国在高校分布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它改变了战前高校东多西少的局面,对战后中国高校地域分布的均衡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高校内迁对当前中国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上那场空前规模内迁运动的重要部分。深入考察兵工企业内迁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我们发现,这场搬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不能与民用工业企业内迁组织混为一谈。可以说,一方面,它是中国人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而被迫进行战略撤退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而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之举。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心性论意义上的"物不迁"——兼谈所谓"心性论"

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模式,它围绕着心性境界而展开言说,比如僧肇在<物不迁论>中提出的"物不迁"就不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而是一个心性论命题.心性论意义上的"物不迁"乃是主体达到佛教"空"的境界时"般若"智慧所观照到的一种景象,具体地说就是,"心空"则"心在当下";"心在当下"则"心不迁";"心不迁"则"物不迁",总之,一个人若能达到"心空"的境界,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呈现"物不迁"的景象,这种"物不迁"的景象是不可能通过世俗的认识而获得的.在僧肇看来,"心性论"意义上的"物不迁"乃是世界的真实相状即"实相".     

季敬姜“知礼”与周礼在鲁的嬗迁

季敬姜是春秋后期慈母的典范,孔子以＂知礼＂誉之。她对周礼的深刻体认和循礼而动的自觉意识,与鲁国深厚的礼乐传统暗自契合。身处宗法制逐渐解体和周礼日益失守的乱世,季敬姜期望通过对下一代实施严格的礼治教育以延续周礼的辉煌,但终于失望。季敬姜对儿子公父文伯进行的礼治教育的失败,可谓周礼在鲁国落幕的一个象征。季敬姜对周礼的理解和践行因其所处的时代和所在的国度及特殊的身份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透过她及其子公父文伯对的＂礼＂的不同反应,可以观察周礼在春秋后期的历史命运,并进而理解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巨变。     

师范生德育现代化生成模式探究

师范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化一社会群体，他们的德育问题是社会聚焦的研究热点，文中拟从心态层面、行为层面、社会层面逐层推进的方式进行探讨师范生德育现代化生成模式，以期达到师范生德育的实效。     

唐代国子学官朝野迁转及其地方影响

唐代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学官的迁转多与地方互动,发生于朝野之间。影响学官由地方迁入的要素主要是任职经历、用人政策、政治斗争、仕进风尚以及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由此形成五种基本迁入方式。学官迁出为地方官,多任刺史、节度使和观察使等,或入幕为诸府从事。学官迁转至地方,在兴学崇教、传播知识、改变习俗、稳定人口、促进区域文学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推进了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