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过程考论

两次金川之役不仅是清乾隆朝的重要事件，战后施行的一系列善后政策更给两金川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金川之役起，清廷上下便围绕战后如何在大金川地区施行有效治理，达到一劳永逸之目的而就善后政策进行讨论。至第二次金川之役，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相关善后政策也逐渐着眼于整个两金川地区，政策内容也日趋全面。文章指出，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于两次金川之役的全程，经历了从最初提出多种设想、不断修改完善到最终形成的过程，体现了随着战争不断深入，乾隆皇帝等人对两金川地区相关情形不断了解的过程。     

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本文以大金川土司这一与周边嘉绒藏族土司、中央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尝试讨论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的政治宗教关系与发展变化过程。本文认为随着中央王朝权威在嘉绒地区的逐渐深入,众土司与大金川之间的联姻与宗教联系未成为抉择彼此间关系的最终因素。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大小金川地区佛苯话语转变研究

位于藏羌彝走廊区域的大小金川地区存在较为典型的苯教传统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现象。大小金川地区民间在历史上曾以传统苯教为主流信仰,清乾隆时期,经历大小金川战役后,在清政府的推动下发生了从苯教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话语转换。改革开放以后,苯教传统在此地区重新被回归到当地宗教文化视野,并发生与佛教的去界限化乃至混同。两次转变无论从转换发生的社会语境、转换的触发机制和转换形式与结果均存在本质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佛苯话语转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语境需求相适应的结果,属于社会语境催生的宗教文化行为基于功能性所发生的调适。     

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之考察

第二次金川战役前乃至战役爆发后一段时间内,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存在的苯教(Bonpo)信仰仅有十分模糊的认识。随着战争的进行,乾隆君臣对当地宗教有一个从“喇嘛教”到“红教”、由“红教”到“奔布尔教”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两次金川战役中清廷作战方略与善后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梳理。     

关于福康安生年的几种文献记载考辨

福康安,字瑶林,姓富察氏,清满洲镶黄旗人。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战将,也颇具政治才干,为清朝边疆的稳定和巩固贡献甚巨。然其生年,则为《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史传类著作所不载,考诸清代其他官私载籍,虽无明载,但间接记载不少,如余金《熙朝新语》、《批本随园诗话》、《清朝野史大观》卷6《福郡王之薨》、《清高宗实录》、《乾隆朝上谕档》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乾隆初定金川战争钩沉

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争对清朝政府和嘉绒藏族地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欲利用史料仅对第一次金川战争还以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