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

沈氏家族在两汉之际迁居吴兴地域之后,政治社会地位起伏不定,最终在由孙吴亡国而引发的江南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中上升为吴姓豪族。自兹以降,吴兴沈氏又进而力图谋求士族化,却以先后两次家难而告终。其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升降,实际上反映了非士族阶层在日益狭小的发展空间内,艰难奋进却又屡遭挫折的历史命运。     

浅议日本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平定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重要战役。这场战役是日本革新势力与守旧势力的一场总对决,是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以中下级武士为多数的士族阶层是推翻幕府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留着巨大的权利。而明治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士族阶层的利益,二者激烈的冲突下最终演变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士族的失败和明治政府为首的新兴势力的胜利。西南战争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场战争扫清了日本士族势力,使政权完全集中于明治政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虽留身后名 一生亦枯槁——陶渊明晚年心态及成因探微

文章通过分析陶渊明晚年诗文中固穷表象下所呈现的凄凉意蕴,以及陶渊明的理想人生与困窘现实的巨大差距,揭示出晋宋之际门阀士族没落、新兴寒士阶层崛起,及处在两者之间的陶渊明的无奈与悲哀.     

由乱世之教育看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其编撰体例、叙事立场,均体现以晋朝为正统的观念。除认同正统外,常璩之晋朝认同的更深内涵是对两晋门阀统治的认同。基于门阀立场,常璩将西晋蜀中统治的崩溃看作是赵王伦篡位及寒人乱政的结果。其述李雄蜀中统治,曲笔以迎合东晋朝廷,并依东晋士风阐释李雄之雅谈。其所述成、汉易代,着力发扬蜀中士人的道义担当与教化责任。以上表明常璩是在两晋门阀整体立场上叙述成汉史,其对门阀的阶层认同要高于政治认同与地域认同。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探究

孝文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开创儒家盛世、承继中原王朝正统地位为政治理想,这是他推行门阀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动机。在决策思路上,孝文帝门阀政策兼顾北魏鲜卑贵族的历史与现状,整合魏晋旧门与当朝新贵的利益秩序,促进胡汉高层贵族的融合,体现了对胡汉贵族高层的保护、安抚和笼络,表现出温和折衷的特点。通过门阀政策,孝文帝的儒家盛世理想得以部分实现,北魏王朝随后走向繁荣顶峰。但是门阀政策片面强调根据门第铨选官吏,忽视寒门庶族的利益,破坏了人才选拔机制,损害了北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孝文帝门阀政策既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民间想象、士族欲望与文人叙事——试析《李娃传》的大团圆结局

<李娃传>的情节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李娃作为承载着民间底层百姓愿望的妓女,得到了一个令人羡慕又嫉妒的结局.二、以男主人公父亲为代表的士族理想得到了满足.三、作为儿子的男主人公的浪漫爱情得到了充分表达.这三种代表着不同价值观和理想的欲求,在文人叙事的巧妙运作下融合到一起,实现了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     

钟嵘年表疑义考析——家世篇

本文对三家年表中有关钟嵘家世的几点疑义进行考析。其结论为 :一、钟嵘之先为避永嘉之乱而从颍川长社徙居吴兴长城 ,后钟嵘之子钟宠为避侯景之乱又从吴兴长城徙居南康之赣 ;二、钟嵘之兄钟的任职是建康平而非建康令 ,钟嵘之弟钟屿的任职是永嘉郡丞而非永嘉县丞 ;三、钟嵘和其兄钟、弟钟屿皆出身士族     

浅论潘岳“人品和文品”分离的原因

潘岳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历来对其评价是"人品和文品"相分离。那么潘岳"人品和文品"相分离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直接因素:潘岳本人的性格;其二,现实因素: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三,深层次因素:秦汉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以来,形成了文人欲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必须依附帝王或权贵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