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的“互文”特点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自发表以来,国内外的评论家就其思想性、文化性和语言创新性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发掘。在对这部作品的"互文"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主要聚集于该部作品与《奥德赛》《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肖像》以及欧洲其他文学作品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该部小说的前三章和后三章就叙述视角上构成"互文"特点,即小说前三章的叙述视角变化—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全知视角与人物有限视角的交融→人物有限视角占主导地位—预示了小说后三章叙述模式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珀涅罗珀一章叙述风格的形成轨迹及意义。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比较考源(四)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极为丰富,并富有地方色彩.在本章里,笔者根据意义的不同,把闽台闽南话词汇分为17大类.现罗列如下:     

本刊启事

本刊采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制订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请作者在来稿中提供如下信息:1.摘要和关键词。中文摘要以200-300个字为宜,关键词3-8个为宜;同时提供与中文题名、摘要、关键词相对应的英文翻译。2.作者信息。主要指第一作者,包括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省略)、籍贯(出生地)、学位、职称和研究方向。     

唐代“文选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文选学"作为与"红学"相媲美的一种专门学问,历史更为悠久,迄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唐初曹宪开始在江淮间讲授《文选》,逐渐使"文选学"发展成为专门学问,成为有唐一代的显学,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文选学"在唐初逐渐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随着统一的唐王朝社会政治环境渐趋安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推行,一般读书人主要通过写好文章进入统治阶层,这些都为"文选学"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文选学"的兴起有其内因和外因。《文选》所选作品都是历代名作,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华丽的辞藻,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文体模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而"汉书学"和类书学的发展,又为"文选学"的兴起产生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勰的审美意象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阐述的有关意象的美学思想，上承《周易》的“象”论；将“意象”凝定为一个稳定的审美范畴，并深入地、多角度地论述了意象的物化过程。刘勰所谓的“意象”，包括“声文”、“形文”两个维度的内涵，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刘勰还将“比”、“兴”与意象联系起来，作为意象的不同创作方法。     

宋代文化与类书繁荣

宋代是类书发展的繁盛时期。这既沾溉于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又和类书具有的教化作用密切相关。而编撰类书作为统治者羁縻人才的统治工具,更具有微妙的政治意义。同样,宋代昌隆的学术、科举应试制度和便捷的印行条件也与类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文"辨: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研究

诗歌的形式创造过程("成文")乃是对语言意义表达力量不断提升("尽意")的过程,本文就在"文"之"未形-有形-无形"的纵向发展进程,及相应的在横向上对诗之"意"不断提升中,来揭示"意象"、"声情"、"神韵"等三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形-有形"是诗之声文、形文的"成文"过程,"未成文"的"直言"所不能表达之"意"(言不尽意),"已成文"的具有审美创造性的"声情"、"意象"形式则可以使其得以充分的表达;"有形-无形"乃是"文"之发展的第二阶段,"文"由"美"而至于"神",声文、形文的形式有限性被超越,诗之"意"得到了第二次提升而臻于"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这是"神韵"范畴论所揭示的.在诗歌"成文"过程中,汉语能释放出巨大的形式创造力量与意义表达力量,并且这两种力量在高度交融中还不断地超越着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范畴系统,所昭示出的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整体上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性,对此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始建于1995年4月,前身是北京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1996年10月,外语系并入文法学院.学院汇集了校内的文科专业,其办学方针是:立足文科,依托工科,为全面素质教育服务.几年来,学院积极倡导"宽容与和谐"、"学习与研究"的精神,力争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基础教学与专业教学并进,努力在工科大学开辟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事业,逐步形成学院自身的办学特色.     

理工农医高校文科学报发展的制约因素

与那些重点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高校的文科学报相比,理工农医院校的文科学报存在诸多的发展制约因素:学报发展缺乏强势学科的支撑;学报的稿源不够理想;学校对学报重视不够,编辑人员的结构不够合理;办刊模式僵化,缺少个性和特色。理工农医高校文科学报要突破各种阻碍学报发展的制约因素,就要更新观念,大胆变革,锐意创新,不断探索期刊发展的新路。     

宋本《玉篇》引《说文》考

宋本《玉篇》明确标注出的引《说文》(大徐本)的内容,包括释义、析形、书证、注音、字形和重文。其引文与《说文》相应条目的不同,表现为十二个方面。修订者参考了不同于大徐本的说文本子,或者引用时改动了原文,以及宋本《玉篇》和大徐本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都可能导致这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