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之探讨——对"禁佛"之正名与达玛之评价

达玛(或称达磨、朗达玛)是统一的吐蕃王国的最后一个赞普,其在位时间仅短短四年,后代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多与他在位时推行的“灭佛”政策有关。关于达玛禁佛一事,本文认为有两点问题有必要进行讨论:首先,达玛时期推行的是“禁佛”政策,而非大部分藏汉史籍中所载的“灭佛”政策;其次,对于达玛禁佛的评价应该尽量摒除佛教典籍中带有宗教情感的偏见对我们的影响,从当时吐蕃王国的历史背景及禁佛政策造成的历史影响给予达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信、达、切”三字原则下科技英语中被动语态的翻译

被动语态是科技英语中经常使用的语言现象之一.本文结合若干例证,在刘重德的“信、达、切”三字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三个相应的翻译策略,即重视被动标记,保全被动意义；遵循语言习惯,顺畅被动表达；精炼译文字词,切合原文风格,以期对科技英语中被动语态的翻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年轮——“上帝”预置的“历史标记”

1901年，美国人道格拉斯在林场散步时，发现附近新近砍伐留下的树墩上的图案，达·芬奇称之为“年轮”。有趣的是这些围绕同一中心的圆圈都有着相同的纹理：外围三圈较宽，里面两圈较窄。道格拉斯仔细研究后认为，外面三圈较宽年轮表明近3年气温较高，雨水充沛，树木生长较快；里面两圈较窄的，说明较早的2年，环境与气候均不利树木的生长。     

历史与定制：雍和宫金瓶掣签初掣实践考

以金瓶掣签的形式进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等重要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认定，是清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一项历史定制。为配合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乾隆皇帝特命造办处制作两只金奔巴瓶，分别存放于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寻访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舞弊事件，致使清中央政府以“国家意志”查证舞弊事件，并力促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完成初次实践。文章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乾隆皇帝对舞弊事件的回应，分析了初掣实践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意义。     

中国区域碳达峰关键路径研究——以环渤海C型区域为例

环渤海C型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能源，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促进该区域碳排放提前达峰是推动整个北方地区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本文运用Tapio碳排放脱钩、EKC曲线和Mann-Kendall(MK)综合判断历史碳达峰趋势，运用情景分析预测未来碳达峰的轨迹，结合低碳政策的执行力度划分梯次达峰的城市类型，并进行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不同的路径选择。分析发现，2010—2020年C型区域碳排放脱钩差异明显，京津冀城市表现出高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特征，山东表现出高经济增长和中速碳排放特征，山西和内蒙古表现出高经济增长和高碳排放特征，辽宁表现出低经济增长和高碳排放特征；一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EKC曲线呈现倒U型；20%的城市已出现稳定的碳排放下降。预测结果显示，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城市可在2025年左右达峰，辽宁大部分城市在2026年左右达峰，内蒙古和山西城市在2030年左右达峰，根据达峰轨迹划定出已达峰、达峰潜力型、达峰蓄力型和达峰压力型城市。本文据此提出，城市内部结构调整的共性路径、创新路径、因势利导路径、集约型路径和追赶型路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访扬州陆琴脚艺三把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陆琴

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接受正规培训的修脚女工,用超群的技艺诠释了"莲花足下生"的典故;她是"陆琴脚艺"的创始人,给修脚加入了"修护"的理念,成为养生保健的一部分;她也是陆琴脚艺培训学校的校长,先后培训修脚师达一万多名;她还是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关注着中国职业教育的现在与未来。     

达米特对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判

达米特与戴维森是当代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意义理论领域都提出了富有特色的理论，对当代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米特从构造意义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显示性原则和分子论原则出发，批判了戴维森以真之理论表征的意义理论，论证了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本身并没有满足他本人所提出的适当的意义理论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达米特关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判，触及到意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当代意义理论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意义。     

电影译名中的“功能对等”——奈达的翻译理论在电影译名中的应用

电影片名是一部影片的灵魂.从电影片名的信息功能、美感功能以及祈使功能三方面探讨奈迭的"功能对等"理论如何在电影译名中应用,分析奈迭检验译文质量的三大标准.通过与直译、意译的比较和大量译例,揭示功能对等的实质.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述评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一个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27件有铭珍贵文物,分别名之为逨盘、逨鼎、逨盉、单叔鬲、单五父壶、叔五父匪、“天”盂。这批器物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的谱系研究、断代研究提供了标准器,对西周积年及诸王在位年位的推断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映证了《史记》所载西周诸王世系的正确性,对研究单氏家族及中国的家谱发展史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