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新安杀降”新诠

“新安杀降”素来被视作项羽暴行的代表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论断似乎低估了秦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事 件本身的效力。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兵卒，虽视死如归但却最没有国家观念，可谓是既不忠君也不爱国，唯恐秦法！而身处战争 环境的秦人更是对于军队之间的杀降屠城司空见惯。故而“，新安杀降”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力恐不宜高估。     

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样本，选取养老保险费率下调这一准自然实验，采取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评估了养老保险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助推器”作用；影响机制表现为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会带来企业现金流增加和研发投入提高，助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养老保险降费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作用显著存在于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为进一步发挥养老保险降费政策的“助推器”作用，须适时推进养老保险“费改税”,逐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力度，促进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     

政策融合视角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改进合成控制法的证据

囿于碳排放现实压力与国际“碳政治”压力，中国过去实施的一系列气候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绿色金融能在传统气候政策基础上，利用融合政策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理论层面上，绿色金融在减碳实践中比主流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气候政策更具优势，基于2009至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合成控制法思想与惩罚回归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检验其减碳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有效助推广州市实现了碳减排，且减碳效应稳定扩大，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在时间安慰剂、替换Lasso方法、替换信息准则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绿色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的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渠道来看，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来降低碳排放，亦能够促进实质性与策略性技术创新以实现碳减排，体现出了绿色金融政策的融合特性。据此，应探索气候政策融合路径，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气候政策的独特作用；应总结绿色金融试点经验，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应深化绿色金融实施力度，利用其减碳机制平衡多层次减碳目标。     

减税降费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劳动生产率和纳税遵从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税费制度下，减税降费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企业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减税降费可以藉由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纳税遵从双重渠道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贡献。减税降费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非“锦上添花”。减税降费对非国有（控股）企业、非垄断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所得税的削减对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同时减降社保费的绩效拉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坚持以企业绩效提升为立足点，不断提升减税降费在助企纾困政策中的“含金量”，最优平衡“减税降费”与“财政减收”的关系。     

减税降费为企业提质增效了吗？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转变与影响的异质性，发现：（1）减税降费力度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2）减税降费通过人力资本激励和创新激励两条路径为企业增效提质，进一步从员工规模、职工薪酬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分两阶段考察，由碎片化向普惠性的政策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规模、行业、产权等异质性。     

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城市群环境公平状况及关键要素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碳减排责任的差异，城市间的碳排放评估可以定量解释城市群环境公平的差距。基于泰尔指数和LMDI指数分解法，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考察了2011—2020年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城市群环境公平的差异，并对造成环境公平差距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差距正逐步缩小，环境不公平状况逐步改善；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省份碳排放不公平的差距也逐步缩小，但省份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工业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碳排放不公平差距，但城市间的人均收入差异仍然是碳排放不公平差距缩小的重要阻碍因素。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差距虽然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仍应考虑城市层面的碳排放不平等状况，制定差异化的城市群碳减排政策和明确城市间碳责任分配方式，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城市群内部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面临的多重困难及政策建议——以河北省为例

近年来,根据中央"降成本"要求,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降低企业社保费的政策措施,较大程度减轻了企业的人力成本,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从河北来看,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面临着相互关联的三大难题:在企业层面,其承担的社会保险负担依然较重,在严峻经济形势下进一步恶化了经营状况;在职工层面,其享受的社会保险广度、深度和便利度还不够高,未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在政府层面,社保基金运行对财政补助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整体收支平衡的压力持续提升。应对以上多重困难,必须结合河北省情,统筹考虑企业社保负担、职工社保待遇和政府收支压力间的关系,摒弃"为了减成本而降负担、为了降负担而增投入"的传统思路,审慎选择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负担的空间及政策措施,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负担提供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撑。     

容忍vs．打压：供应链减排不合规的碳审计机制研究

“3060”双碳目标对我国低碳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随着碳配额总量上限的逐步下调，客观上增加了排放主体减排合规的不确定性。为此，借鉴惠普与华为激励供应商减排合规的理念，基于能够识别碳减排不合规的工具——碳审计，本文设计了基于容忍的碳审计机制与基于打压的碳审计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利己策略与共赢策略对这两种碳审计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策略下最优的碳审计机制依赖于买方的商誉损失系数与采购价格。具体而言，利己策略下，当损失系数较低时或当损失系数适中且采购价格较低时，基于容忍的碳审计机制占优；当损失系数适中且采购价格较高时或当损失系数较高时，基于打压的碳审计机制占优。共赢策略下，当损失系数较低或者适中时，若采购价格满足一定的条件，基于容忍的碳审计机制占优。此外，研究还发现，相较于共赢策略，利己策略下占优的碳审计机制更能促使供应商碳减排合规。     

减税降费、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用路径及影响效应

我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缓解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支出的刚性持续增长压力，形成了现实的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通过对三者数量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减税降费力度增加和财政压力升高均对债务风险产生正向影响，且存在减税降费通过影响财政压力间接作用于债务风险的路径；第二，财政压力对债务风险的总效应大于减税降费的总效应；第三，减税降费与债务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仍存在数量空间。据此，应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提高征管水平，以绩效评估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双碳”目标下我国电力结构转型现状、趋势及建议

本文依据2016—2021年发电、用电数据，分析“十三五”以来我国电力行业在电力生产供应结构变化、新能源业态发展、用电量增长重心的地区转移、电气化水平提高、用电结构中改善型用电增长、电力市场化机制的发展情况，得出我国电力结构在持续优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分析2005—2021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说明了电力行业结构的优化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承诺做出了积极贡献，进而依据目前电力行业结构转型的趋势预测电力行业对碳减排的贡献；其后，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电托底调峰功能、大规模能源接入、产业结构调整、电力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能源电力结构转型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