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创考古之最

正连日来,相信每一个关注文博圈动态的人都已经被"海昏侯"三个字刷屏了。目前,"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不仅参观者如潮水般涌入,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反响。事实上,从海昏侯墓开始发掘,就已经成为近年考古界的头等大事,如今引起全民轰动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南昌     

阜新地区辽墓壁画及相关问题

阜新地区出土了众多辽墓壁画,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四家子辽墓壁画、平顶山辽墓壁画、平安地辽墓壁画、关山辽萧和墓壁画以及黄家沟辽墓壁画等。这些壁画的内容题材、图像样式和艺术特色突出展现了契丹的民族特色和风俗性,其绘画的风格技法、构图布局充分展现了辽代绘画成熟高超的艺术水平,形象生动地折射出独具特色与魅力的契丹历史文化内涵,涉及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     

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看《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

诗歌的内容本质上是诗歌文本的意义。但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文本具有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断生成性,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被提了出来。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在意义不确定的前提下,根据译文和原文的相似度进行评论的角度就有失偏颇。影响译文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译者的主体性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     

《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中的统计史成果

我国统计实践历史久远，统计史料浩如烟海。简牍是文化瑰宝，历史遗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传统的统计史料研究很少使用简牍。“文革”后首先出版的《统计发展史》未使用简牍史料。相继出版的《中国统计史略》和《中国统计史》仅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少数旧居延汉简，不仅大量简牍史料未能利用，还把反映战国晚期统计活动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定为秦汉时代。国家统计局2002年6月17发布的莫日达先生的《秦汉统计史》，依然把睡虎地秦墓竹简反映的时代定为秦汉，并且只用了6例居延汉简，其他简牍未见。其他如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莫日达《先秦·秦汉统计思想史》（2001）和《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2004）都未见简牍史料。可见，我国古代统计史研究对简牍的使用很不够。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李孝林教授等著作的《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一书，其中第六章从简牍史料的角度对统计史做了新的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果。1、从简牍史料入手研究统计史，探究统计痕迹，资料详实可查。以往的中国古代统计史研究多用传世文献，不用或少用简牍史料。传世文献大多系层层汇总或高度概括后的结果，很难反映其统计处理过程、统计技术应用等。与传世文献相比，简牍中反映了各个层级的原始记录，有统计台账，反映出统计格式、统计分类、统计内容、统计技术等原始资料。简牍统计史料研究以简牍史料为研究对象，从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系统研究我国古代统计史。作者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找到案例，反映了“战国时代秦国户口和财产统计的内容和格式”。在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筒、尹湾汉简等简牍中分类归纳出关于人口与户籍统计、农田统计、财产统计、兵物统计等许多统计内容。2、研究了上计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各级政府的经济责任制借助于统计报告来维持和实现。古代的“计”，原为计算之意，涉及范围广泛，涵盖统计、会计、审计等方面。上计制度，是古时地方领导向朝廷申报一岁治状的制度。通过对《周礼·天官》、《商君书》等的研判，“我国统计报告制度在周朝已经相当发展”，“但当时会计、统计并未分离”，澄清了“上计”的命名始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的春秋晚期，而不是战国。进入战国，分析“上计”的多处记载，说明“当时的上计制度在全国已普遍运用，比西周的统计报告制度又是一大进步”。秦国的上计制度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全国普遍推行，     

西安新发现大唐睿宗黄天真文镇墓刻石

西安一位文物爱好者乔连学近日收藏到一方唐代五方镇墓刻石,经考证该刻石为葬于桥陵(陕西蒲城县)的唐睿宗李旦或皇后窦氏墓葬中之物.因墓主人特殊身份,加之是目前所见等级最高的镇墓刻石,"也是现知保存基本完整、纹饰最为精美的有关唐代皇帝的刻石"(王育成语),使得这方刻石具有了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它引起了文物专家们和历史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     

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1号墓及出土玉器探析

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已发掘的红山文化墓葬中,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石棺墓出土的玉器最具代表性。其中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1号墓出土玉器数量多、质地精美、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玉器的组合关系属于最高级的组合,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葬俗及宗教信仰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

本文从吐鲁番地区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分布、埋葬规律和墓砖出土地点入手,对高昌麴氏之郡望除了金城,尚有西平-说提出质疑.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之郡望只能是金城.     

北朝墓葬的地下形制研究

文章根据考古所见资料，结合有关文献，对北朝墓葬的地下形制，做了较细致的归类分析，总结了北朝两百余年内墓葬形制的区域差异、时代变化及其承魏晋十六国而启隋唐的特色。     

做个富丽吉祥的水晶女人

中国历代帝王中，珍爱水晶者不胜枚举。由古老穿缀的项链水晶项链作为饰品有着久远的历史，最初是由项串逐步演变而来的。水晶项链究竟从哪一年问世，恐怕从文字记载上已无法考证了。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中除发现大量管珠、坠外，还有一些圆形、长方形、长条形、三角形及兽形串饰部件，质料多为紫晶；商代的串饰多由水晶、玛瑙等质料的管、珠、环、璜等组合而成，琢磨细腻，华美坚实；汉代的玉项饰往往在串饰上加进了水晶、玛瑙、玉蝉等。到了清代，水晶项链相当流行，连穿缀用线都十分考究，有天蓝色、深红色、黄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