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语言的表意功能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作为一种独特的介质和表情达意的符号,形成自身一系列传递信息的方式。首先,在色彩和概念之间已存在某种普遍认同的契约关系;其次,色彩语言与普通语言一样,遵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其与普通语言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模拟代码和表现代码的双重特征。色彩语言与影像语言实属两个代码系统。影像语言无法完全涵盖色彩语言的关键问题是,在能指（影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往往会因色彩及亮度的不同,在所指层面上形成巨大反差甚至传递出完全相反的意义。色彩语言用色素创造出某种能够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句。这种色素构成的表达一般受文化习俗和色彩暗示两种规约性的限制。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使色彩语言带有某种民族特点;而由色彩暗示产生的心理联想意义则是普世共识的。色彩语言能塑造形象推进剧情的发展。无论是单格图画内的色彩组合抑或画面镜头之间的色彩组合,色彩要素的不同搭配均可以构成特定内涵的“句子”,组成对人物善恶美丑等性格特征的陈述性表达。镜头与镜头的转换衔接又使色彩具备了“线性”组合的特征,更倾向完成对一段复杂事件的意义传递。色彩之所以成为一种语言,不仅由于色彩具有表意特点、具有语言的聚合及组合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模拟、表意、聚合、组合等内涵都是现实生活赋予的。某些色彩形式早已对人们的意识构成过影响。那些成为某种表达模式或公式化标记的色彩语言,往往是启动了观众已有的生活经验或知识储备,因此,能够在色彩与概念之间形成默认的契约关系;人们很容易接受其中所蕴涵的表达意图,从而使色彩语言具有了表意功能。     

释比经典"木吉卓"及其羌族婚俗的表征

"木吉卓"既是羌族释比经典的重要部分,也是羌民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代表.本文首先简要评述关于"木吉卓"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木吉卓"所反映的羌族婚姻习俗,以窥视出羌族婚俗变迁的轨迹及婚姻观念.     

洞穴习俗与“中”的观念

“中”的观念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成果,它产生于原始的洞穴生活习俗,并与后来的家居宫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的观念形成时空意义上的“中在”、“中和”等概念,影响着一般人的思维模式。儒、道、墨、法、佛各有自己对“中”的理解和控制方式。今后,“中”的观念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满族“人之初”习俗

在辽南的满族聚居地——岫岩满族自治县生活多年,对满族的生育习俗颇感兴趣。这一“人之初”的神秘、古老习俗,折射出了满族博大精深、璀璨独特的生育文化。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汉英委婉语的交际效用及其文化现象

委婉语是人类相互沟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且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共知和认可,对协调人际关系、维护正常交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汉英语言实例的分析,探讨汉英委婉语交际效用的相似性,如避讳或避俗效用、出于礼貌效用、模糊掩饰效用等;分析委婉语在不同文化中体现的不同特色,如文化习俗差异、语言内涵不同、表达方式差异等。     

浅析中日饮食习俗的差异及形成原因

中日两国互为邻邦,自古以来日本饮食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饮食习俗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中日饮食观念、菜肴命名、菜肴特点、烹饪方法、料理食材范围及待客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探析形成原因,倡导健康饮食习惯;同时通过了解中日饮食习惯的差异,加深对中日文化差异的理解,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温馨的习俗

在堪培拉一个叫“蓝象”的餐馆兼杂货店里,瑟拉·阿萨加拉异乎寻常地忙碌着。就在几天前,大海啸袭击了包括他的祖国斯里兰卡在内的多个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除了要回答顾客们对他老家亲人的关切和问候外,他还忙着接收当地好心人捐助的衣物。     

土家族社会生活习俗的演变

社会生活习俗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决定社会生活模式的是社会制度：土司时期土民亦兵亦农,崇巫信鬼;“改土归流”以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形成了家族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土家族作为单一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建设文明社区。     

善待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法理思考

在我国,国家法律制度上为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然而,由于正义观念、立法技术、利益分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习俗自身特性的制约,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法律化的进路难以彰显其宪法地位和实践功能。从本质上讲,少数民族的习俗属于民族自身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不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而应让少数民族自身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不断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