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信任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却更多以人际和关系作为切入点,随着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中国人信任研究的内涵加以拓展并深入探索。西方信任研究无疑为当前中国信任问题的良好把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信任研究路径,将信任看作是一种作为社会心态的共享态度,这一视角的整合性特征和良好文化适应性不但弥补了以往研究取向的缺憾,而且使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得以提升,顺应了时代发展赋予中国信任问题研究的历史责任。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基于符号吸引理论的广南地母文化旅游开发

地母文化是遍布于世界各地由原始崇拜演化而来的文化现象。笔者在对我国地母文化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将符号吸引理论运用于广南地母文化旅游区的旅游规划设计，为广南地母文化符号的旅游产品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浅谈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方法

所谓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方法,是指正确地进行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应遵循的一套原则、手段、程序和技巧。研究方法在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特别重要的职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范着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水平和风格。没有成熟、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会产生成熟、发达的伊斯兰文化。就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方法,我们有两点拙见,把它说出来,以求教学人。 首先,摆正伊斯兰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实体,与伊斯兰密不可分,互为依托。按照伊斯兰的基本教义,伊斯兰是安拉的意志,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得以具体体现。两者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最基本的经典,是伊斯兰国家信仰原则、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法律创制和司法实践的权威准则和第一源泉。而伊斯兰文化是由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各民族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共同参与创造     

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15世纪,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是政府行为,影响广远。郑和与其从官马欢系穆斯林出身,遂使郑和航海得益于穆斯林文化。由于马欢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穆斯林国家的语言,因此,郑和一行同中国南海与印度洋沿岸上的各国穆斯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流,对明代中国认识了解当地的民族及其迁徙、宗教生活与民俗、物产与经济提供了真实的情况。这对中国与不同文化底蕴的其他国家日后和平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借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机,讲一下穆斯林文化与郑和航海的密切关系,兼及郑和航海史料的研究、整理。     

论西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文章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条件、西域的屯垦移民促使汉文化的广泛传播、西域教育使汉文化逐步植根于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文化维系力的重要性。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     

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本文研究了元代回回社会中的宗教制度和伊斯兰教法。作者认为,元代回回社会中存在着官方认可的管理者和更小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者两套系统。伊斯兰教法约束了回回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回回法”同“汉法”及“蒙古法”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滇南山谣三首》创作中的文化体现与创新发展

《滇南山谣三首》是当代著名作曲家张朝创作的钢琴组曲,其源于云南彝族民族民间音乐,具有云南的民俗特色和人文特色。作品既继承传统民风、民俗文化精髓,又推陈出新,并同西方钢琴组曲的创作技法相结合,是国内现代钢琴曲中的成功之作。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区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作为社区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重要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的相对滞后、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心理、责权利的分离以及“社区人“意识的淡薄,是阻碍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建构的主要因素。只有从中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积极培育新型公民文化,改进政治社会化方式,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等,才是正确建构城市社区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