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民国时期的军事教育

东南大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190 2～ 1937.7.7)的军事教育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军国民教育”思想指导下 ,三江、两江优等师范学堂时期 ,设有“兵式体操”科目 ,并一直延续至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后 ,军事教育开始从体育科目中脱离 ,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国立中央大学成立后 ,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而西迁重庆前 ,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军事教育和军事管理模式 ,为后来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苏北沿海滩涂开发模式探微

张謇为谋求实业救国,发起了对苏北沿海滩涂的开发,有公司、民间以及民主政权领导下的开发三种不同的模式。文章分析了公司开发从发生、发展到衰退的过程,分析了民间垦殖以及农民参与公司开发的原因、方式等,还介绍了民主政权领导下开发的情况。     

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保哨制度研究

保哨制度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凉山彝区主要交通线上具有军事保护性质的地方制度。民国时期,因凉山彝区民族关系紧张、交通梗阻,在凉山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于关键险要之处设置哨所,由哨兵保护行旅通过彝区。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凉山地区交通的畅通,但是在后期也给商旅带来经济负担,成为军阀征税的名目和壮大的政治资本,同时也造成当时民族关系进一步紧张。     

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民族认同的影像表达——以《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为例

《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是两部影响巨大的献礼影片，两部影片在历史事件选择与表达方面别具手眼，具有突破性。这种突破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指向了“民族认同”这一深刻主题。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民国苏州浴室业发展述论

民国苏州的浴室主要由客籍人士经营,为本地人提供服务。对比上海、扬州等地,苏州浴室业的经营方式、理念和技术设备相对落后。苏州浴室的分布明显受到商业资本不断集中、厂矿等现代工业大发展的影响,依附在以经济和现代交通为轴心的商业圈中。在动荡环境中,苏州浴室业仍有所适应和发展。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国时期杭州拱宸桥娼妓业的治理(1912-1936)

民国以来,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妇女解放思潮的渐次兴起,娼妓的悲惨境遇备受关注。在此背景下,杭州市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发起了一场废娼运动,虽然成果与预期相差甚远,最后重新回到对公娼核发执照、征收妓捐的治娼模式,但是政府的废娼行动与济娼措施,表达了现代化政府的执政理念,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