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疆屯垦政策之探析

在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先后处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在这一段时期内,历任统治者均在新疆推行了屯垦政策,只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结果也各不相同。     

民国上海度政始末

度量衡与天文立法、音律三者是我国中华古老文明的基础,是民众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凭借,是百物制度的标准,也是国家政权统一的象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 民国时期,地处东部沿海的上海市,开始了全市度量衡标准的划一与度量衡新器的推行工作,最终完成了划一工作,促进了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韩国境内世界文化遗产初探

从广义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来看,到目前为止,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韩国境内的文化遗产有以下三种,一种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第二种是列入《世界纪录遗产》的世界文献遗产,第三种是人类口传和无形遗产杰作。韩国这些文化遗产及其历史文化特征和价值,其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问题的探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中的公共秩序问题

公共秩序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和对外国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上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有关理论对公共秩序的涵义、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适用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后的法律适用、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和国际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为此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11条提出修改意见.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天津永租契约探微

朱文通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为个例对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资料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肖红松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烟毒吸食问题进行探讨后指出,河北烟毒的吸食群体总量在三十万人左右甚至更高,文章还对烟毒吸食群体以及烟毒吸食的蔓延趋势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王小梅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部分破产案卷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的制定、实施及其所具有的作用、意义等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天津永租房地契其在中国内部的固有形态以及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阐释了天津土地契约形式在近代的蜕变,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裴赞芬对中国继承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司法实践中的立嗣与女子继承权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民国时期近代继承法理念已从法律文本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实现了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近代嬗变。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民国初期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以来,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国初期,山西省公署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在禁烟和天足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使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同时在山西的垦荒造林、兴修水利和栽桑养蚕等事业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