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活动中的仪式实践与神明形象建构——以大理鸡足山太子像的考察为中心

在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活动中,神像作为神明的化身,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而相关仪式实践则是神明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在大理鸡足山地区,释迦牟尼太子像在接佛节与打太子两个仪式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种仪式实践对太子像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展现了人们并不一致的信仰观念,通过在仪式实践中对太子像不同特性的强调,人们创造了太子像的不同使用方法,并最终建构了太子像的双重神明形象。聚焦类似民俗活动特别是相关仪式实践中神像的使用,或可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一种新路径,进而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借以加深对凝聚整合的认识和理解。     

从祭祀对象的选取看梅山儒礼的价值取向

梅山儒礼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虽然有神秘的程式,但无论是框架、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我国儒家所倡导的平等的人本精神。单从祭祀活动所选取的祭祀对象就可以解读出梅山儒礼呈现的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和谐生活、兼济天下的思想。     

清王朝政治一体的细节:一年一度札萨克印的封启

清王朝蒙古各札萨克旗均在春节期间举行一年一度的札萨克印的封启活动,这是清王朝政治一体的一个细节,这一活动不仅彰显了官印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推动王朝政治认同的重要政治仪式之一。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     

新疆回族“哄房子”仪式及其社会生活构建——来自昌吉的调查研究

新疆昌吉地区回族的＂哄房子＂活动不仅包含了宗教性的仪式——阿訇和满拉的诵经,也包括了世俗性的活动——亲戚朋友串门、吃席与答礼等。其不仅反映了传统村落社会中仪式活动对穆斯林社会的整合、对族群认同的强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回族乡民社会中蕴含的民俗心理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