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界反极端主义研究概况及其特点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俄罗斯学术界关于反极端主义研究的论著很多,但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介绍和研究相对较少。基于对二十余年来(2000年1月至2021年8月)俄罗斯教育部授予的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极端主义问题相关约200篇俄文博士学位论文和部分俄文学术期刊论文的统计归类,系统分析俄罗斯学界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反极端主义的研究,从反极端主义法和极端主义类型两方面进行综述和分析,并归纳总结其研究特点,以期为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提供新思路和借鉴。     

党的领导入法的文本表达:实践样态与完善进路

立法融入党的领导既是加强党对相关工作领导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党的领导法治转型的必然结果。从当前立法实践看，法律法规写入党的领导主要通过“政策性(宣示)表达”“职权性(权力)表达”“责任性(义务)表达”三种基本类型予以呈现。囿于入法技术标准化建设滞后、立法主体认识水平差异以及重内容轻形式的思维局限等因素，党的领导入法的文本表达在条文表述规范、语词表述规范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确立统一的党的领导入法文本表达技术规范、健全党的领导入法文本表达的审查程序、提升立法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应成为党的领导入法文本表达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可循进路。     

投资组合视角下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分析:一个权变的观点

作为独立于管理层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寄予厚望。然而，目前公司治理领域有关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研究尚存在有效监督、无效监督、战略合谋三种争论。为回答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文章以企业两类代理成本为切入点，从投资组合角度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并结合不同内外情境解释了其参与治理行为的权变观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有限注意理论，利用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定义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从投资组合权重与投资组合集中度两个维度，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结合公司内外不同情境，借助分样本检验辩证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组合作为机构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投资行为模式，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双刃剑"效应，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投资组合集中度在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却以提升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代价。进一步从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高管、控股股东三个方面，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治理行为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欠发达地区与存在强权高管的上市公司内，机构投资者加剧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公司内支持型控股股东的存在，则会加强机构投资者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运用权变的观点，实现了从以往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向"投资组合集中度"研究的创新性转变，在丰富机构投资者研究视角的同时，为以权变观点看待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引入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进行管理创新，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证监会创新监管模式，运用权变的观点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制定分类引导异质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文件提供理论参考。     

在线社区用户体验如何影响用户粘性———在线社区奖励的调节作用

保持用户粘性是在线社区成功的关键。关于用户参与并留在在线社区的驱动因素的现有研究较多,但都忽视了用户体验对用户粘性的影响。引入在线社区奖励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检验模型,研究在线社区用户体验对用户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线社区用户功能性体验、享乐性体验和社会性体验均对用户粘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线社区用户体验对用户粘性的影响会受到奖励类型的调节作用。为在线社区用户粘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也为企业及在线社区管理者提高用户粘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宋代的家塾

家塾，也称馆塾、家馆或馆，是两宋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家塾，主要在中上层家庭或家族中设置。依据家世和经济背景，有三类家庭或家族常设置家塾。家塾的具体位置，一般是在家族居所及附近，或与之有隶属关系的僧寺。家塾日常运营的经费，绝大部分由本家族自己提供。家族经商、田租的收入，建家塾者的俸禄，本族兄弟的赞助等，都是家墪惯常的经济来源。根据家塾规模和所属家庭、家族的特色，其管理各不相同。作为家庭和家族的私学，宋代家塾的所有权特色明显。     

绩效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分配

绩效期望落差影响管理者的搜索动机和冒险能力，进而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决策。选取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绩效期望落差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在绩效期望落差较大时仍进行大额现金分红主要是出于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难度和留住现有投资者的目的；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U”型关系在高盈利能力、拥有较多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再融资制度的规范，增强对异常派现企业的监管，并积极引导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企业应注重增强自身发展韧性，及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绩效期望落差水平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     

Take-it-or-leave-it offers in negotiations: Behavioral types and endogenous deadlines

This paper studies a reputational bargaining model, 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exit threat” on negotiators’ equilibrium behaviors. Although it is a purely cheap talk message, exit threat is effective and has two main effects: (1) it renders the final outcome efficient and unique, and (2) shifts the bargaining power towards the negotiator who can make this threat. Setting a deadline for negotiations pressures the opponent and incentivizes her to compromise. However, a deadline that is too early makes the opponent less willing to compromise. Thus, effective deadline is uniquely determined. Last minute agreements occur with a positive probability if negotiators cannot reach an immediate agreement. Frequency of agreement has peaks at the beginning and at the end of negotiations (deadline effect), and is flat otherw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