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时人对西周王年的研究和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为据,肯定了三千年前（即公元前994年）,周穆王为我国历史上开通西域的第一人。文中侧重论述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性质、历史文献价值,并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西行实录,应属于历史记实散文,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北宋皇帝丧礼探考

以丧葬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凶礼,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但以往研究甚少。本文对北宋一朝七帝丧礼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对历来混淆不清的丧服问题,作出了清晰、明确的结论;对山陵使问题、服丧双轨制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引用资料丰富、权威。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唐太宗的军事艺术

唐太宗尚未成年即开始了戎马生涯 ,多次平定地方割据叛乱 ,抵抗突厥入侵 ,每每大获全胜 ,为唐朝的缔造、巩固和国威远扬奠定下坚实的基础。他的军事艺术十分高超 ,诸如知彼知己、兵不厌诈、欲取故纵、骄寇夺志、虚实相兼等 ,都运用得相当纯熟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     

清代各省奏缴请毁书籍汇考——“四库禁书”研究札记之一

汇考依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参以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时间起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迄五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内地十八省皆备。各省汇奏次数合计180次,地方奏缴总量约计139 803部。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呈缴未出现持续上升趋势,而是一路波折;四十四年是地方缴送请毁书籍的最高潮,此后呈书数量持续下降,再无明...     

再论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答安介生先生

本文是对安介生《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一文的回答.道武帝早年曾有被迫内徙长安和流徙蜀地的经历,这个观点由周一良提出,李凭对此作了考证.周一良"部分观点前后有较大的转变"的说法并不确实.另外,安文将羌俗、儒家文化、汉文化三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道武帝厌恶羌俗的事例,非但不是他不曾迁居长安的明证,反而说明他了解长安附近的风俗,因而有利于李凭原先的论证.     

元朝君主对医家的网罗及其影响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元朝早期的几个君主都重视医药， 尤其是忽必烈， 网罗并重用了相当多的名医， 于是元朝出现了结构严密、职责清晰的太医院制度和独有的三皇庙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提高了医学和医家的地位， 也引起了坚持传统观念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医官地位极高、儒与医时常斗争， 成为元朝特有的文化现象。     

汉武帝时期丞相频更因由之分析

汉武帝执政五十三年,前后更换十二人为相,执政之长,更换丞相之频繁,秦汉诸帝比之不及。究其原因,不仅与武帝一生的履历、性格有关,更与当时社会变动不居的大背景需求有关,直接原因则是秉相者本人。武帝时期丞相的拜命及相权的变化,可分为稳定、削弱和恢复三个阶段,反映出这一时期西汉统治集团沿循着由固步自封到顺应时势、有所创新,再回到面对现实、再调机制"三步曲"的道路。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