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征剿廓尔喀及其对西藏的治理

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为了彻底打败廓尔喀,实现永靖边隅的目的,乾隆皇帝派遣福康安入藏征剿。福康安临危受命,不畏艰险,驰赴西藏,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迫使廓尔喀纳贡称臣;而且在战后又制定《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厘清弊政,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     

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

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具体时代众说纷纭。无论是通过对《后汉书.杨厚传》有关记载的推断,还是基于《华阳国志》"王延河平"和《汉书.李寻传》李寻说王根之语中"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的记载,都可以推断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至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谶纬起于哀、平说,则可能缘于对张衡奏疏内容的"误解"。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黑白之间:《琼斯皇》的创伤叙事与族裔想象

在《琼斯皇》中,显在的黑人叙事主体与隐在的白人作家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创伤主体的转换机制。基于黑人的个体创伤经历及苦难的奴隶历史,奥尼尔将琼斯塑造成一个表现种族创伤的经典形象。在此基础上,奥尼尔以仪式作为建构创伤之文化媒介,揭示了族裔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暴力。究其根本,奥尼尔的创伤书写是与爱尔兰裔白人的创伤情结相关联的,反映出少数族裔群体在种族主义阴影下的生存焦虑。在美国社会的主体框架下,奥尼尔以非裔黑人的种族创伤为叙事起点,而以少数族裔的合理诉求为最终归宿,彰显出族裔作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与忧虑。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秦代文化工程与阴阳五行学派

始皇时代,随着燕齐文学方士的大量涌入,邹衍之学与燕齐方术西传秦国,并对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燕齐文学方士的鼓动下,始皇帝不仅接受了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的思想,而且营造了钟鐻金人、极庙复道、始皇陵寝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背后,都藏有与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关的丰富文化隐喻。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

<魏书·序纪>是考察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但是,由于它所采口传史的叙事特征及其限制,也由于建立北魏之后的拓跋族在追述其先世历史时所受到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篇历史资料包含着诸多难解之处.本文试图在细读"序纪"的基础上,对拓跋先世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稍作清理,使我们的认识能更接近当日的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