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文化工程与阴阳五行学派

始皇时代,随着燕齐文学方士的大量涌入,邹衍之学与燕齐方术西传秦国,并对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燕齐文学方士的鼓动下,始皇帝不仅接受了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的思想,而且营造了钟鐻金人、极庙复道、始皇陵寝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背后,都藏有与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关的丰富文化隐喻。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

<魏书·序纪>是考察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但是,由于它所采口传史的叙事特征及其限制,也由于建立北魏之后的拓跋族在追述其先世历史时所受到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篇历史资料包含着诸多难解之处.本文试图在细读"序纪"的基础上,对拓跋先世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稍作清理,使我们的认识能更接近当日的实相.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两种炎帝观:科学主义与信仰主义

自古以来就有两个炎帝,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一个是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对待炎帝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科学的态度,一种是神化的态度.前者导致科学主义的炎帝观,后者导致信仰主义的炎帝观.科学主义炎帝观,既重视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的价值,更重视考古资料的实证价值.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信仰需要是导致炎帝信仰化的重要原因.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进一步推动着炎帝信仰的普及.我们应该以尊重历史、尊重群众和尊重信仰的态度对待民间信仰中的炎帝崇拜.     

从萧嶷和萧子响的人生看齐初宗王政策

萧嶷和萧子响同为齐武帝的近系亲属,萧嶷尚文而得以保全,萧子响崇武而最终被诛.两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齐武帝时重文抑武的宗王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与宗王制度本身的特点和齐武帝狭窄的心胸有着极大的联系.     

舜帝廉政论

舜帝构建廉洁政治的努力体现在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民主建设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工作各有其功能,均不可或缺。舜之后的历代帝王没有全面继承舜文化传统,他们在推进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同时以专制统治替代了民主政治,因而导致廉政建设举步维艰。深入分析舜帝推进廉政建设的思想与努力,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略论《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书”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

在《汉书·艺文志》知识系统中“黄帝书”展现出来的“六略”之间的密切关系问题,对《汉艺·艺文志》中与“黄帝书”有关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对“黄帝书”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黄帝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共有34种 656篇（卷）和6卷图,广泛分布于“诸子略”“兵书略”和“方技略”之中,是依托黄帝传说而发挥思想、传播知识技能的一种书籍载体,是许多学派或技术门类所依托的著述形式,它们借重黄帝事迹或传说来阐述某种观点,传承某些技艺,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偏重于实用技术的专业知识;中国古人将宗法世系一脉相承的观念引入技术文明的传统,为各种实用的技术寻根,追溯某位先王为思想或技艺的发源,“黄帝书”采取黄帝立言的形式,反映了血缘宗法制对中华文明发展与古代社会特殊发展路径的密切关系,《诸子略·道家》著录“黄帝书”5种100篇,其治国用兵、修身养性、哲理玄思的内涵与“黄帝书”为代表的实用知识和技术中的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道法玄之又玄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也为理解古代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提供了范例,中国传统技术知识注重通过言传身教和体悟来进行传承,比较缺乏命题性知识理论的建构,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相比有较大不同,需要我们多方位系统化地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技术的特点。     

论阮籍的公文写作

公文作为阮籍作品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阮籍公文写作虽然屈指可数,但其艺术价值却不可忽视。深入考察阮籍的公文写作,才能全面认识阮籍既是著名诗人又是公文写作高手的真实面目。而从刘师培对阮籍公文评价的失误,我们将会认识到公文写作独特的风格特色和审美要求。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