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梁武帝萧衍文学交游考论

梁武帝萧衍是齐梁文学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的诗文在南朝现存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萧衍建立梁代以后的文学交游情况进行了细致考述,并对萧衍文学交游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     

论大小金川战争中碉楼的作用

碉楼是羌、藏等少数民族在古代修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平时居住及储藏物资,战时则用以防范外来势力的进攻。清朝乾隆年间,中央王朝对大小金川的用兵,大小金川土司除了依仗天时、地势和人力外,更重要的是倚恃碉楼的防御体系抵抗清朝官兵,致使大小金川战争成为乾隆帝“十全武功”中历时最长、耗资颇巨、伤亡甚重的一次战争。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

2004年史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对《格萨尔》全方位的研究与考证。对其他少数民族史诗和史诗方法论的研究也有新的拓展。在研究视野上,大多通过史诗内容与史诗人物的追根溯源,探询史诗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在方法上,部分文章以个案为例,以丰厚的资料为基础,进行深入考证。     

乾隆帝关于布鲁特的诗篇

1755—1759年．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期间,乾隆帝在就东西布鲁特先后自愿归附,赋诗纪实。这些诗篇,既有对布鲁特归附清朝的喜悦,也有反映布鲁特使臣在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和北京城受到乾隆帝隆重招待的史实。乾隆帝关于布鲁特的诗篇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形成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