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从一个侧面看隋代江南文化的北传

杨素、杨玄感父子为隋代关陇勋贵之代表。隋灭陈后,南士北徙,杨氏父子相继招引、交结南人,对南北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原因,杨素如此,主要出于对江左文化的钦羡,其文风显然受到了南人的影响。杨玄感与南人交往,但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故为隋炀帝嫉恨。诸多南士依违杨素父子,本想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但最终遭受炀帝的严惩。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

光绪年间 ,黄河三角洲河患次数多 ,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祸重。河患下的灾民迁移贯穿光绪年间的始终 ;移民安置区域集中于沿河两岸地势高处及利津东部、广饶东北部黄河新淤滩地 ;移民形式为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间杂 ;移民种类属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试论晋武帝昏朽误国的历史教训

晋武帝司马炎的昏朽为历史上所罕见。他在即位后大搞分封,终酿成八王之乱;生活上极其腐朽,以致不理朝政;在官员的任用上,任人唯亲而又赏罚不明;在军国大事的决策上,听信谗言且拒纳忠良。他的昏朽统治埋下了西晋短命的祸根,最终葬送了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     

析戾太子之狱

戾大子之狱是对晚年的汉武帝身心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此一父子相惨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制”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此一事件促使双武帝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沉的反思,从而导山治国之策由“多欲”到“无为”的回归,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舂山考——《定位“古昆仑山”》续篇

以《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的具体描述与当代交通史、地质学、考古学的成果相印证,确认了"舂山"、"钟山"、"珠泽"等古地名的当代位置,并再次验证了《定位"古昆仑山"》一文对"洋水"、"黑水"做出的判断。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雍正朝河政述论

通过对雍正朝黄河水患、河官队伍整饬、河工经费支出和工程建设的研究,以及对职官设置、修防条例、考成保固等河工制度建设的探讨,对雍正朝河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