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司马奏议》看范钦的抗倭活动

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范司马奏议》,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明代抗倭斗争某些方面的重要史实。作者对此作出评介 ,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范钦 (1 5 0 6—— 1 5 85 )的抗倭业绩 ,并提出功过评论 ,以弥补历来研究范钦的学者侧重其藏书事业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缺憾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与其收取兵权的措施相辅相成，对宋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及巩固新生的宋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助长了军队经营活动之风。这一政策为宋朝士大夫们所推崇。太祖以后的宋朝统治者固守“祖宗之法”，使宋初以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活动成为后代军队无度经营的滥觞，对宋朝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肝胆忠义,颇有令名,而半生岭海,仕途多蹇。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此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点,以此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以见出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士风的影响。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吕不韦剿灭嫪毐叛乱之探析——兼与郭守信先生商榷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桩公案,即吕不韦是否参加了剿灭嫪毐之乱。吕不韦当时跟随秦王嬴政,前往雍城参加了秦王政的加冠仪式,并没有时间参加发生在咸阳的剿灭嫪毐之乱的军事活动。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下）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明代皇帝视学初探

皇帝视学是指皇帝到最高学府进行的视察活动。明代皇帝视学仪包括皇帝到孔庙行释奠礼、幸彝伦堂、讲官讲经、皇帝宣谕、幸学隆施等内容。从明代历位皇帝的视学记录及其视学内容中可以看出明代皇帝视学目的是为了崇儒重道和加强对国子监的控制及经学教育。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