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主要体现在“语言规范观”“语言主体多样观”“语言服务观”三个方面。在语言规划研究方面,于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命题,如语言规范的参照项是交际值、检验规范的成效是对语言生活的影响、语言规范制定时应重视语言的可预测性、规范就是服务等,这些命题如今看来,依然具有学习借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编《镇海县志》序言

镇海自五代始即已建县,在县治的一千余年中,她的地名曾数度更改,她的土地更是有沧海桑田之变化。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镇海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镇海县境虽析为宁波市治下的镇海区和北仑区,但这部新编的最后一部县志似可为镇海县千年历史的全面而真实的记载和总结。     

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联盟体系与机制

农产品外贸物流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县域经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分析了制约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构建了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共享联盟”体系,包括：战略联盟、利益联盟、组织联盟、流程联盟、信息联盟、标准联盟。在此基础上提出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建设,即一个优化、三个亮点、五个抓手,从而为实现陕西经济的发展奠定保障基础,为我国西部经济未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我国高校在线课程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性特征分析

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而且还引发了教育形态和学习方式的革命,以在线课程的发展最为典型。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历经5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技术性特征。基础性技术条件支撑与保障阶段:在线课程形态在远程教育中的蜕变;技术手段的全面融入与推广阶段:从在线课程形态到在线课程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与普及阶段:在线课程转向在线开放共享资源;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阶段:优质在线课程资源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手段;新型组织化的技术联姻阶段: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更具多元化与包容性。     

县级政府、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上行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13省87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调研材料,分析政府项目驱动下农产品上行问题。实践表明,政策利好为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试错空间,“S2B2C”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农产品上行的推动作用明显。但是,多数县级政府未能认识到供应链管理之于农产品上行的作用,普遍存在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缺乏、冷链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构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注重品牌营销、优化产品供应链管理。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福建省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从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两个方面,来分析当前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并探讨永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该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     

分层教学中分层基础的确立——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分层教学是指将学生按照一定的分层基础分成不同的层次进行差别化教学的教学形式,通过分层教学可以更好的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让每个学生以自己最佳的学习状态完成学校要求的学习内容,但是以往的分层教学中的分层基础有很多的弊端,无论是班内分层还是混班分层虽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却带来了很多其他由于分层基础带来的学习问题。所以,通过借鉴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将其作为分层教学的分层基础依据,能够更好地适应学生身心发展条件,科学合理的将分层教学有效地运用与发展。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