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田汉的早期剧作与新浪漫主义

在中国2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田汉有其同仁们发起了一场“艺术戏剧运动”，他们在社会政治功能的挤压中，执著地表面戏剧的生命象征意识。本文立足于田汉20年代早期剧作，以新浪漫主义为理论视点，重在挖掘其剧作内在的精神实质，即：同时具有物欲冲动和精神追求二重结构的本体的人，如何在这两种因素的碰撞与交锋中，体味灵的觉醒，把握宇宙的意志。     

神仙信仰的发展与汉代医学兴衰

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与医学的兴衰相反相成。汉初,神仙信仰陷入低谷,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武帝时期求仙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没有史料提及医学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武帝以后,求仙热潮消退,神仙信仰通过理论化、宗教化向道教的方向发展,医学再次取得空前的成就。汉代医学与神仙信仰相反相成发展的深层动因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正是人们对不死成仙的渴望推动了医学的兴盛,也使医学的某些领域走向歧途。     

塔勒德镇汉、哈、维三族关系比较调查与试分析

塔勒德镇是新疆伊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主要居民为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民族意识、文化整合、民族平等观及异族交友、通婚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伊犁乡镇民族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     

出土文献提供的《墨子·备城门》诸篇新证

《墨子》城守各篇历来被研究者视为难度很大的作品。孙诒让《墨子间诂》曾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感到研读十分困难,因而不免出错。依靠新近出土的文物尤其是秦汉竹简,不少疑难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汉语大词典》义项排列层级研究———以“顽”、“廉”两词为例

《汉语大词典》目前所采用的单一层级的单线型义项排列形式不能很好地反映词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应按照历史发展原则与逻辑联系原则,根据词义引申发展的具体方式,增加义项排列的层级。首先,将各义项分类归并,把相近的义项归为一个大的义项群,这几组大的义项群构成义项排列的第一层级;其次,把每个义项群中的各义项按照具体的引申发展的顺序列出,构成义项排列的第二层级;最后,根据词义引中发展的实际情况,还可以再增加义项的层级,以尽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词义发展的脉络,更清楚地展现词义间的逻辑关系。     

《淮阴侯列传》中的权力密码

文章认为在实际历史上韩信虽然死于政治权力的斗争,但由于韩信占据着某种道德高点,在传播过程中道德权力逐渐超越政治权力占据上风,表现为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多从正面认可韩信形象.以“崇德”为重要特征的儒家话语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有极高的话语权力,当司马迁以有德与否的潜在标准来记录历史人物的相关经历和事迹时,他已经获得了这种巨大的权力,这也是决定韩信形象传播走向的重要因素.     

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60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