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

"性理之学"是由"性"、"理"两个内在联系的核心范畴构成的,它虽定型于宋代,其观念则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生"、"天"、"命"、"德"、"理"等思想内涵。先秦儒家性理学观念的早期形态特点对后世性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施与宗法制解体在《侯马盟书》中的反映

侯马盟书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末年宗族解体的事实,而宗族的解体则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宗法制的周人传统在战乱频仍中逐渐走向消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宗族的解体并不是突然分崩离析,盟书仍然强调效忠“宗主”,还提到“宗人兄弟”,说明这个时期宗族的外壳还在,只是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春秋末年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表征。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先秦儒家“德政”、“德教”关系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可概括为"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 "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的保证。细探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公民道 德建设将不无裨益。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全国普设卫所,至清初方裁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历虫演变进程,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基层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明清时期蔚州地区在经历蔚州—蔚州卫—蔚县的政区演变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分享与重新配置为讨论的重点,生动呈现了卫所制度兴废与基层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苏青言语的"孤岛"认知价值

与张爱玲齐名的"孤岛"时期的女作家苏青,被评判为"汉奸文学"范畴,或称其作品"无益无害",这样的评判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苏青的认识价值是另类的,不可替代的.由于苏青言语的实录性、再现性,使得她的言语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为了解"孤岛"时期的文坛亦或文化界,了解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了解日踞时期的民众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论新时期文学三大批判

文学批判性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品格。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发展看 ,新时期文学的批判意识开始具有独立性 ,批判性也最突出。按照批判所指和具体内容 ,则有三种批判即政治批判、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最为重要。它们互有联系但各有侧重 ,代表了新时期文学批判的主要方向和显著特点。     

从《左传》看春秋时人的生死观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对于死亡的态度实则展现着人们生存的精神风貌。春秋时代的人们把死亡看作是一种必然,从而无所畏惧。他们勇敢地选择死亡,平静地面对死亡,直至把死亡演绎成一种生命的美丽。(他们的死亡是勇武的,美的,善的,一如他们鲜活的生命。因此他们是真正的死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