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

现代性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永新特征:它不断脱出既有的形貌,日益变得轻盈、灵巧、液化、流变,它的经验结果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料。这造成了现代叙事和想像的“衰败”,也使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走向亢奋。然而,在西方社会学“新三圣”的现代性理论中,激进具象下隐匿的深沉困惑和焦虑表明,这无以挽回旧式现代性的总体颓落之势。与此同时,现代性在中国正面对着一种新生。“社会互构”理论指出了新型现代性的大趋势,即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实践选择,正在促使资本从目的性意义向手段性位置回归。这一理论还阐释了,通过多元社会主体的“互构谐变”,推进社会沟通、对话、协商以及论坛和听证的制度化,实现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共同期待。正是这一来自实践的理路,使理论社会学拥有了一个赢得未来的起点。     

城市新移民文化研究

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存在,"新移民"在文化上具有"山寨性"、"快餐性"、"开放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既是他们"扎根城市生活"的生活写照,也显示了他们"永不言弃奋斗精神"之下潜伏着的集体张力。"新移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点燃了城市的文化活力。"新移民文化"所拥有的现象特征与内生动力,显现出其所蕴含的城市革新力量与未来发展潜能。他们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的一环,乃至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现代化事业中值得信赖的有生力量。     

沈从文创作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从文的创作中对生存经验的复杂关照和对审美体验的丰富传达 ,使文本具有一种新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内涵 ,建立起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小说 ,民族性与现代性合二为一 ,其现代性借民族性来实现 ,民族性在现代性中获得存在的理由。他的存在意义在于 ,对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而言 ,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从毛姆、卡夫卡到张爱玲——张爱玲的现代性之发生

张爱玲与毛姆的两相比较中可揭示出张爱玲的现代性的发生与具体内涵;而通过对张爱玲与卡夫卡的比较,则彰显了张爱玲的现代性的独特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马克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已被深深地陷入现代性运动之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在反思与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剖析资本主义文明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他认为现代性根源于现代生产,资本逻辑在现代性生成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阐释。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不是一个狭隘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功能主义批判的制度分析论者,而是一个辩证的批判者。在当前中国全方位的历史、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正确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内在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建构无疑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以人为本”：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念支撑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意识形态之争和发展生产力中心论。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以人为本”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新的理念支撑。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以发展民主政治为切入点,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审美现代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与转型期中国美学的本体论阐释

从审美本体论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与转型期中国美学有着密切的现代性关联。从历时的角度看,二者的现代性进程存在着大致相同的理论走向,即从审美感性优先性的推崇走向对审美主义的批判,并重估理性的历史价值。从共时的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与转型期中国美学都面临着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困境。     

从审丑视角看新感觉派的现代性

新感觉派作为都市文学的代表注重审美视角和创作方式的结合,它的审美方式是以＂审丑观念＂来描绘都市的美,即外在的审美,内在的审丑。其独特的创作方式是对小说体式的现代化尝试和改造：一方面体现在结构全篇的视角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叙述手法上运用一系列的创作技巧,如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让都市文学越过通俗文学的界限,攀上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     

Cemetery locus as a mechanism of socio-cultural identity

In cultural studies of cemetery locus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nderstanding the cemetery as a tool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identity of living people. I adhere to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cemetery has always produced, and continues to produce, a variety of identities. While during the pre-Modern period the cemetery was a necessary element of individual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a certain community, in the Modern era the cemetery produces more particularistic identities. Modernity generates some universal and abstract schem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by means of the repression of death from public consciousness, cemeteries lose their role as a focal point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I draw attention to the radical utopian ideas of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Nikolai Fedorov, who not only considered the cemetery as a locus of memory, but also proclaimed the task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meteries into a base for universal work on resurrection of dead ancestor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brotherly relations in all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