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赠的经验性探讨

国外慈善捐赠看似微不足道,却对于西方社会的稳态定型起到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国内慈善捐赠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第三领域管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引领性举措.     

NGO：人本社区教育的新型组织载体

人本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社区教育的一种更高追求。NGO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自下而上的网络组织形式、利他助人的服务理念、扶弱济困的价值取向与人本社区教育价值观耦合,成为践行人本社区教育的新型组织载体。     

Sacrificing Women: A Study of Ritualized Practices among Women Volunteers in India

This study addresses issues related to inequality 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gender dynamics operating in a non-western society. Grounded in a post-colonial understanding of urban educated upper and middle class women NGO volunteers in contemporary India, it analyzes how they negotiate new approaches to challenge existing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yet in critical ways contribute to their reproduction, particularl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ideal Indian womanhood. Employing structural ritualization theory we examine how ritualized symbolic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caretaking, sacrifice,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al sexual differences continue to be emphasized in a generation confronted with conflicting expectations about modern women’s roles. Twenty-one testimonies provide the major source of evidence along with data gathered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is research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 of rituals and how they can continue to shape the cognitions and activities of actors.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林业资源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森林资源丰富,是全球重要的热带木材产品出口地,但在片面的发展策略之下,森林滥伐对东南亚木材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产生威胁,其中泰国的现代林业管理具有典型性。以泰国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现代林业管理的沿革进行长时段梳理,分析其林业管理制度的特点和问题,探索总结东南亚国家的林业管理经验。研究认为,由国家垄断的林业管理方式是威胁泰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症结,导致片面追求林业经济利益而滋生腐败和过度采伐,引发社会矛盾,破坏了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研究还认为,社会自发的学术研究和公民保护行动对东南亚国家垄断的林业管理方式产生影响,形成了专门针对森林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NGO）,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林业政策改革,缓解了破坏性开发带来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环境合作中,需要重视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积极参与亚太区域贸易合作,改善资源开发的整体环境。     

WTO面临的困境探析

WTO运行近8年,成功中伴随着困境。WTO面临的困境既有外部因素带来的压力又有其内部职能在具体运行中遭遇的困难。前者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参与WTO的决策、非政府组织积极要求参与WTO的有关事务及区域主义盛行给WTO带来的冲击;后者主要表现在WTO行使谈判、实施协议、解决纠纷等职能时面临的种种困境。WTO面临的内外困境实际上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表现,因此,WTO一时无法摆脱其困境,同时,多哈回合谈判虽已启动,但其谈判前景并不乐观。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摘要：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