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铭文集释及西周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窥探

西周时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 是一篇涉法铭文,其中涉及到的犯罪是诬告罪。本文在对铭文进行集释和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次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这有助于了解西周时期的法律情况。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医学人文教育与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

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实现医学人才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的协调发展。中医人文教育既是医学模式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增进医患互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需要。中医人文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等中医人才为核心,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体现人文教育与政治教育、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借鉴创新的高度统一,全面提升中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经济学核心课程,在西方称为“经济学原理”,是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后总结的系统理论,是其它学科的基础平台。因此,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论述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并指出了“西方经济学”实施案例教学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     

东晋南朝医学知识的新发展:以医家、病者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以医家、病者为中心,结合医籍的相关叙述,来探讨东晋南朝医学知识的新发展。文中分析指出,此时期医家与病者多数都是出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病者,他们世代内部通婚,过度优逸,嗜好饮酒,易受精神刺激,早婚多妾侍,多种因素导致了体貌柔弱,不堪劳作。显现于医学典籍,则是许多医方以体质偏虚之人为预设目标。而又作为医家的他们,传习家学,博通医术,或由信仰之故,兼修岐黄,这促使医界病源学理盛行以及佛道知识常被引入医书。综合诸历史迹象,作者认为东晋南朝医学知识有显著的贵胜特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实证方法与思想史科学方法的根本对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发表。目前对该篇手稿的编排已经有了不下十个版本。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编者陶伯特等人推翻了“把手稿编辑成一部著作”的传统,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变成了由若干独立的文稿组成的论文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辑“新思路”与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图一脉相承,实际上否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史地位。但《费尔巴哈》篇的手稿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起草《绪论》的两次尝试,即从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和物质生产)以及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所有制形式)这两个角度出发,正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必须在正视上述文本学事实的基础上,把《费尔巴哈》篇编排为一个完整的文本,而不是独立文稿的结集。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人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中西人权观差异的历史文化反思

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每个国家的人权观都是本国主流文化在人权领域的表现。中国和西方的人权观在诸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位和选择。中国人权观主张义务本位,西方人权观主张权利本位;中国人权观发生于礼治环境,西方人权观产生于法治环境;中国人权观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人权观侧重现实的功用;中国人权观重视群体的权利,而西方人权观重视个体的权利;中国人权观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际的界分;中国人权观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生日用的实现。西方人权观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弥补东方人权观“有神无体”的制度性缺失;而中国人权精神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可消除西方人权观“有体无神”的工具性僵硬。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