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保障权及其现实化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相对于国家的一项的公权利,国家必须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保障。对国家而言,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和义务;然而同时,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公民的该项权利并非绝对,社会保障权的行使与其他权利不同,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行使,并不得滥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保障不再是国家和社会的施舍或馈赠,而是国家的一种义务,必然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论建立和完善我国拆迁补偿安置房屋预告登记制度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交易安全,动摇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弊端的实质简言之就是债权变物权,物权变债权。为解决此问题,我国应当建立和完善拆迁补偿安置房屋预告登记制度。     

MBO涵义的法学解析

“郎顾之争”近期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MBO作为今一个倍受争议的热门话题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虽然人们热衷于讨论实施MBO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却很少关注它的实际内涵，对MBO的认识极为模糊。针对这种现状，有必要先把关于MBO带来种种后果的争议暂且放在一边，静下心来研究一下MBO本身的內涵。本文对MBO的主体(“管理层”、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和客体(目标公司股份、资产)进行了法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MBO的基本特征。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     

论我国农村集体成员撤销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实践中,农村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对此,应当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制度。《物权法》中规定的农民集体成员撤销权赋予了农民集体成员司法救济权,为实现其基本权利奠定了基础。但现阶段我国的集体成员撤销权在资格认定、客体范围、行使期限、法律效果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应予以完善：成员资格的认定可采用主体、补充和兜底三重标准进行认定;为规制村民小组,应将其同样列为被告;行使期限应当区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类型分别加以规定;应当引入《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强化对农民集体成员的司法保护力度。     

财产时效取得论──物权制度研究(二)

取得时效是民法物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探讨取得时效的价值功能、构成条件等理论问题,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取得时效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数字化条件下版权穷竭制度的再探讨

版权穷竭是在利益平衡的框架下,对发行权予以一定限制,从而保障商品自由流通的一项制度设计。版权穷竭制度是著作权法平衡精神的体现和弘扬。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原有的版权穷竭制度再度失衡,需要法律重新作出调整,产生了版权穷竭的限制与例外。我国应在WTO体制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框架下规范这一制度。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期限设置的思考 ——基于“轮+期限” 与“适当调整” 法律适宜性的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有期限的新型物权,合理、恰当地设置其期限,可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稳定土地经营权使用者的未来土地收益,有利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稳定地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草案对耕地承包期届满后作出“再延长三十年”的修订,需要警惕落入形式化的“长久不变”而掩盖风险,因此要反思“自动续期三十年”背后的原委及可能的调整。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及其期限设置的政策与法律变迁着手,论证了“长久不变”并不等于没有期限以及设置“每轮”的政策合理性,并阐述了实践中土地流转需要的差异性、变动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设置的不匹配困境，凸显法律“适当调整”的必要性。将“长久不变”由“土地关系”的调整转向“土地利益”的调整,土地利益协调由形式公平转向实质公平,这直接体现出“适当调整”以均衡土地利益关系来回应“长久不变”的实质性与精准性。最后，从确保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质“长久不变”的层面提出了“确保大稳定”“预期小调整”的优化路径。     

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但其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存有不足,该权利的稳定性和社员性问题皆由此产生。如此重要的一项权利,本应得到法律应有的重视,但事实上并未如此,特别是在该权利的征收补偿和继承方面,现有法律规定存在许多不足,不能起到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     

环境权的私法规制初探

我国环境权的私法规制存在诸多不足,现有私法对环境权公益性的保障不足,缺少利益协调具体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无法涵盖环境和环境要素,现有物权法难以满足环境权的保护要求,现有侵权法难以提供环境权预防性保护,现有人格权法难以满足对环境人格利益保护的要求.我国对环境权的私法规制,需从构建环境物权及其他物权的生态化、构建环境合同及合同的生态化、构建环境人格权等方面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