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吴文化孕育于古代吴越之地,在独特的内陆湖泊环境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协调的文化内核,呈现了趋水内敛、多元杂并、包容创新的文化特质。长期以来,吴文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挖掘弘扬吴文化的精神内核,将其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进行关联和整合,对于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发展和创新具有现实意义。     

论道家哲学的“无”——从老子到王弼的哲学史考察

在古代道家哲学中,“无”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中都备受关注,但他们说“无”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从追问万物的源头入手,提出了“有生于无”生成论构想;庄子否认了普通的知识及认识方式,提出了“不知之知”的最高认知层次;黄老在改造老子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立刑名为前提的无为而治;王弼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将黄老无为和名教有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无”经过老子、庄子、黄老学派和王弼的发展演变,已从一个普通的哲学语词上升为万物之本体;“无”主要涉及生成论、认识论、治国论、本体论等方面,这些哲学思想因为“无”而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武则天形象的流变:古代小说创作观念探赜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大多恪守"小道可观"的"史补"观念,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劝善惩恶"的"实录"窠臼。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致使叙事成为了一种图解,如武则天的形象就徒然成为一种符号。不仅仅历史题材,包括其他题材的小说都这样附庸于史书传统,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一言可采"的道德选择,很少具有自觉的本体意识。只有少数杰作能够对世事人生作复杂的观照,主张虚构的"事体情理",走向观念的成熟。     

音“清”为美——陆机音乐美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二

陆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存在尚＂清＂倾向。这种音＂清＂为美思想的产生,主要受音乐审美的历史传统与魏晋文人尚＂清＂的时代风尚的影响。音乐之＂清＂的美学蕴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音色的清亮,情感的清悲,品格的清雅,意境的清真。     

隔江人在雨声中——方秀洁的吴文英词研究

海外学者方秀洁的《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一书是吴文英词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一部充分显示作者词学研究水平的力作。在此研究中方秀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对吴文英词"质实"特征的研讨中,作者运用西方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从语汇、语法、修辞、用典、结构等方面加以深细的剖析,不但对吴词"质实"风格之体认从含糊不清的感悟落到了具体而微的实处,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整个吴文英词的研究,同时也对大陆学者的词学研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二十卷本《搜神记》的语料价值

作为“采访近世之事”的著作,《搜神记》（二十卷本）中有很多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保存了晋代当时很多的常用语汇,为后世研究魏晋词汇面貌提供了材料;书中大量的新词新义,既可补充现有辞书的不足,又反映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这些都说明《搜神记》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具有很大的语料价值,我们在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中古汉语词汇时应予以足够重视。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